對戲劇有著近乎癡狂的執著和熱情，接觸過劇作家孫德民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
2月28日，京劇《小英雄雨來》首演過后，孫德民馬不停蹄地奔往承德，對榮獲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的話劇《青松嶺的好日子》進一步排練打磨。3月初，該劇赴京參加由文化和旅游部主辦的“新時代舞臺藝術優秀劇目展演”……
(資料圖)
近日，孫德民又投入到新劇的創作當中。“這部劇以保定學院西部支教為題材，講述保定學院西部支教群體的故事。”孫德民透露，上個月剛到保定，對保定學院的師生進行采訪，座談交流，做素材的收集工作，6月底到新疆，深入了解在那里支教的保定學院學生的工作生活狀況。
深入生活是孫德民進行劇本創作的法寶，也是他的劇作屢獲大獎的秘訣。他說，深入生活是彌補創作不足最好的辦法，任何作家想偷懶，想躲過付出艱辛的深入生活，永遠寫不出好劇本。
孫德民坦陳，戲劇創作有時候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也打過退堂鼓，但是克服了困難，當這個戲劇立在舞臺上，聽到觀眾掌聲的時候，往往就下決心：“我還要接著寫。”
記者：您與戲劇的緣分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孫德民：我和戲劇的緣分，應該說從很小的時候。因為承德當時是熱河省的省會，承德有個熱河省話劇團，就是現在的承德話劇團。小時候我就喜歡看戲，特別喜歡看話劇，更喜歡看熱河省話劇團的話劇。所以當時演的《白毛女》也好，《紀念碑》也好，我記著好多戲的名字。
那時候，演戲不是在劇場，而是在廣場上。我記得小時候在廣場上看戲，擠的是人山人海，有時候把帽子擠丟了，有時候把鞋也擠掉了，但是我特別喜歡，我不但喜歡舞臺上的這種形式，我更多的是被劇中的人物，劇中的故事，被演員的表演，深深地感動。所以，我特別迷戀話劇。
記者：所以，您大學畢業后又回到了承德。
孫德民：我大學畢業以后，當了兩年助教，執意要回承德來。到承德，我要求到承德話劇團，就做了編劇。后來一直從1964年，待到1994年，調的省文化廳，在承德話劇團待了30年。
我覺得從小時候，這種戲劇特別是話劇銘刻在心里的東西，就像戲劇的種子一樣，使你奠定了一生的理想，一生的追求。所以我為什么搞了一輩子話劇，跟小的時候種下的這個戲劇種子、話劇種子，是分不開的。
記者：您早期的作品偏重于農村題材。
孫德民：因為我到承德話劇團以后，一開始就跟著張仲朋老師，我們下去深入生活，那時候是搞《青松嶺》。
為什么我特別喜歡農村作品？因為我雖然沒生在農村，但是長期生活在農村，經常下鄉，所以我對農村特別熟悉。我總覺得越是基層啊，包括那些農民，包括那些普普通通的農村基層干部，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一種非常優秀的品質。他們在農村的奉獻是很多的，我的好多作品是寫農村的基層干部。而且農村當中呢，越是基層，它越蘊含著社會很深刻的矛盾，那么對于戲劇創作，它就反映非常深層的東西。
記者：農村孕育著戲劇的種子。
孫德民在鄉間
孫德民：現在我們講，在創作中，如何從集體意識當中打撈個人意識，從集體的情感當中打撈一些個人情感，從現實當中能夠增強人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在基層群眾或者在基層生活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對于戲劇創作來說，它就更孕育著這種戲劇種子。所以有時候我的作品，就是從生活當中直接打撈人物，直接打撈情節，直接打撈矛盾。
記者：《霧蒙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孫德民：我是1972年在那個村,就是青龍的七道河，幾乎生活了一年。戲里邊的每一個主人公，我都認識，都有生活的原型，跟我感情都挺好。特別是基層的老支書，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農村干部，但是別人對他不理解。我就選擇了那個老支書死了之后，當反對他的人醒悟過來后，跟他有一段對話。這個最能夠深入到人物的心靈，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深處，而且他有歷史演變在人身上留下那種深深的烙印。
記者：您的每一部戲里的臺詞都很接地氣，語言很鮮活。這些臺詞也都來自生活。
孫德民：對，話劇主要靠著演員說。角色的心理也好，角色的情感也好，角色的思想也好，完全靠著說話，所以說話就非常重要。當然，說話要表現一種思想，表現一種故事和情節的進程。但是，表現人物性格，表現人物心理，表現人物情感，就應該給這個人物非常獨特的語言。只有非常生活、非常個性化的語言，只有老百姓喜歡、容易接受的語言，才能夠打動觀眾，吸引觀眾。
語言的收集，跟我這些年在農村有關系。我在農村呢，老百姓這些話他平常都不會說的，他只有跟你非常知心的時候，已經不分彼此了，他脫口而出，這個最能表現人物的性格，最能表現人物的心理。像“想給人家送禮，你提著豬頭都找不著廟門”這樣的話太多了，他們的語言非常豐富。我比較有心，我現在記錄的語言，已經記錄好幾本了。到創作的時候，就很簡單一翻就出來了。
記者：您寫每一部戲都要深入生活。
孫德民（左四）在基層體驗生活
孫德民：我寫每個戲，都要下鄉。凡是現實題材的戲，我都要先深入生活。我這個人是笨鳥先飛。因為我不是學創作的，在大學是學文藝理論的，但是我喜歡戲劇，我要搞這個，我就有那么一種勁頭，我覺得我要辦的事，我一定把它辦成。我雖然笨，但是我笨鳥先飛。你用一個月深入生活，我兩個月，你寫一個本子改兩遍，我改四遍。我覺得深入生活，是彌補創作不足最好的辦法。
記者：現在您與蹲過點的這些地方還有聯系嗎？
孫德民：像我那個生活基地，青龍的七道河，還有隆化縣的四道營，這是我兩個保持了三四十年的生活基地，現在我每年都要去，他們每年還都要來看我。
我在承德話劇團的時候，他們一來來十多個人、二十多個人，也住不起旅館，就住我們家。我們家又招不開，大伙的衣服也不脫，就躺在床上。然后呢，我愛人給他們買點饅頭，就很簡單在那吃住。他們要考汽車司機，要買化肥，我就給他們幫忙。就是這種關系。他把你看成是知心朋友，你把他也看成知心朋友，所以他們所有的內心活動啊，包括他們的情感戀愛結婚，什么都會跟你談。有時候我到隆化四道營去了，臨走前，給你裝點小米，裝一把綠豆，有的還裝個倭瓜。對他們來說，那是非常寶貴的。
記者：上世紀80年代，話劇生存面臨一種危機，業界也稱為是戲劇危機，但是這段時間恰恰是“山莊戲劇”誕生的時期，也是您創作最豐碩的一段時期。
孫德民接受采訪
孫德民：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中期，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我正是那個時候，1984年當了承德話劇團的團長。
嚴格來說，那個時候山莊戲劇，就想為承德話劇團找一條出路。當時劇團非常困難，到劇場看戲的人越來越少，很多人“下海”“觸電”都走了，當時也調我到省電視臺，我沒來。我就覺著咬咬牙能夠堅持下來。為了給承德話劇團找一條出路，當時我就搞了好多戲，比如話劇《女人》，給國家統計局寫的；給國家民委寫的《班禪東行》；給中央統戰部寫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還給國家林業局寫了《這里一片綠色》。你給他寫，這是宣傳，他要給你錢的。我又把這個改成電視劇，他還給你錢。這樣呢維持了承德話劇團的現狀、演職人員們的生存，大家能夠掙些錢。
另外，這些戲呢，我們不但要錢，而且還要拿獎，還要拿文華獎，還要拿“五個一工程”獎，所以必須提高這些戲的質量，使它從宣傳走向藝術。所以我們就想承德話劇團必須走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這就是山莊戲劇。山莊戲劇是從生存逼出來的一種東西，也恰恰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承德話劇團開始搞山莊戲劇的。它不僅維系了生存，而且也使得在舞臺上形成了一種山莊戲劇的現象。
記者：山莊戲劇帶著明顯的地域特征。
孫德民：承德的避暑山莊，當時是清王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而且它有外八廟。當時它這個作用，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是一所天然的民族文化宮，難得的歷史博物館。所以你要寫承德的地域文化，再加上觀眾的認可，所以我們就搞了山莊戲劇。
話劇《霧蒙山》劇照
當時承德話劇團的山莊戲劇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反映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清朝的歷史劇宮廷劇，像《懿貴妃》《班禪東行》《圣旅》《簾卷西風》，我寫這幾出戲都屬于宮廷戲。還有一個呢，就是屬于塞北承德地區的農村戲，就是燕山地區的農村戲，像我寫的《晚雪》也好，《霧蒙山》也好，一直到現在的《青松嶺的好日子》。實際反映在文化的深層上都有一種和合的東西。
記者：山莊戲劇有什么特質？
孫德民：我覺著山莊戲劇呢，在演出風格上，跟其他地區其他院團演的歷史劇宮廷戲完全不一樣。它都接地氣。當時寫《懿貴妃》的時候，買不起《籌辦夷務始末》，那本書需要20多塊錢。當時是1982年，我就到北京圖書館去抄，上午也去抄，下午也去抄，中午就在北海公園的椅子上躺一躺。而且我們找的故宮的清史專家輔導這個戲，就使這個戲非常真實，非常清新，接近老百姓。農村戲，它有很多泥土氣息，清朝宮廷戲也具備這樣一種風格。這就是山莊戲劇的特質。
記者：您創作的作品獲獎無數，您在戲劇創作上有什么樣的訣竅能給我們透露一下嗎？
孫德民：我覺得這個訣竅更多是一種責任，是一個劇作家的責任。
河北梆子《李保國》劇照
因為在自己創作過程當中有兩類作品，一類作品就是我愿意寫，我要寫。比如像《懿貴妃》《班禪東行》，還有《晚雪》《成兆才》，這些作品因為我從他們的資料當中受感動，我要寫。還有呢，就是領導讓我寫。如果他光讓你寫，肯定寫不好，你一定要有一個過程。寫《李保國》，我深入生活將近半年，寫《塞罕長歌》我上壩上就去了20多次，重新到那兒讓這個事件感動你流眼淚，最后變成了你自己非寫不可。
話劇《塞罕長歌》劇照
記者：60多年來，您不停地創作是不是也是責任使然。
孫德民：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我還是強調一種責任感。戲劇創作不是掙錢的職業，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另外，戲劇成活率很低，它受各方面的影響。但是既然搞編劇，應該有一種責任意識，你不能怕窮，劇作家不會發財，要堅持貧窮、堅持寂寞，沒有這個精神，很難搞新的創作，我覺得這一點是最主要的。
孫德民在研討會上
說自己的堅持，另外也有一個愛好。總是到最累的時候，覺得就到此為止了，年齡也大了，我這幾次下決心不再動了，但是當這部作品完成的時候，當上級有計劃的時候，又想進行下一部新劇的創作，又想深入生活了。因為你這個戲劇創作呀，有時候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有時候也打退堂鼓。但是克服了困難，當這個戲劇得獎立在舞臺上，當聽到觀眾掌聲的時候，可能那個時候是一種享受，是一種幸福。那時候往往就下決心，我還要接著寫。
記者：您的很多作品會隔幾年進行再次創作，被稱之為“重耕”現象。
孫德民：我好多戲劇都是屬于重耕的。為什么重耕，為什么要重新寫？一定是這個時代使我對這個事件的認知，又讓我有了新的體悟，又給我新的啟悟。這個高度，是觀眾沒有想到的，一定是作者先想到的。那么這個高度呢，恰恰是當今時代的觀眾所需要的，也是當初創作在前一階段留下的遺憾，這是一種認知的高度。還有一個就是如何講這個故事，可能當時講這個故事，還沒有讓觀眾有非常大的陌生感，現在它可能有更強烈的陌生感。
話劇《青松嶺的好日子》劇照
像把《青松嶺》的話劇重新創作成現在的《青松嶺的好日子》，《青松嶺》那時候是階級斗爭，矛盾多尖銳啊，那么今天的青松嶺到底什么樣了，觀眾是滿懷著期待，滿懷著一種陌生感，要看看你寫今天的青松嶺現在怎么樣了，錢廣他們的后代現在什么樣了。所以，這樣一寫呢，我覺得它就有一種新的陌生。
記者：在戲劇創作方面，您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可以跟現在的青年劇作家分享一下嗎？
孫德民：我覺得經驗就兩條。一條呢就是深入生活，這個戲不是你編出來的，戲要從生活當中捕捉出來，我創作的幾乎所有現實題材的戲，都是從生活當中拿到的一個戲劇種子，甚至從生活當中捕捉人物，捕捉故事。具有張力的人物關系，具有強烈沖突的情節，甚至從生活當中直接搬來的。
還有一點，我跟別的劇作家不一樣——我接受審判。我的每一個作品出來，都要找專家進行研討，討論起來這個面子上很不好看的，甚至專家把你的那個給否嘍。如果他都說你好，你不會有進步。你不要愛面子，你就讓他談。一個作家不要固守自己這點東西，接受大家的意見，接受人家對你哪怕是批評，哪怕是否定，我覺得對你來說也是一種提高，也是一種進步。我的作品應該說沒有這些專家的幫助，沒有觀眾的意見，我覺得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燕趙都市報縱覽新聞 記者康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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