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兒守了十三年，你們知道我是怎么過來的嗎?”昨天，電影《攀登者》發(fā)布預告片張譯版人物預告片。短短一分十七秒，張譯扮演的曲松林有堅守13年的委屈，有面對隊友犧牲的擔當，“如果你又想哭，可是你忍住了，這可能是一個男子漢應該做的事情”;有面對珠峰的勇氣，“就算你讓一萬個人拉住我，我照樣還是要沖上去”;還有對戰(zhàn)友的生死情誼，“方五洲收到請回答，聽到請回答，聽到請回答”……畫面里，還有他赤著腳，在八千多米的寒風中無畏攀登，為國登頂，寸土不讓。
回憶這所有，張譯說《攀登者》的拍攝難度，在他過往所有作品里，“起碼排前三”。
說角色 性格小瑕疵
“曲松林是和方五洲還有杰布這三個人共同在影片當中的1960年代表全中國第一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他作為三個登頂?shù)年爢T之一，在這個登山過程當中，因為受傷，所以他的腳趾被截肢了。那么從山上下來之后，他就變成了總教練，負責了1975年的第二次登頂珠峰的訓練。”張譯分析說， “我個人覺得，這個人物是帶有一定的性格和一點點小瑕疵的一個英雄。歸根結底他是一個英雄，只不過是在他變成英雄的這個道路中，走了一點點小小的彎路。但是怎么能把這兩者統(tǒng)一起來，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幸好，曲松林原型屈銀華的家人讓他在拍攝初始就多了一份信心去完成好角色。“屈紅大姐(屈銀華女兒)給我發(fā)了好些她爸爸的照片，一張他坐在沙發(fā)上看書的照片我印象特別深，她告訴我說，‘看我父親的腳趾，齊齊地被截掉了’。她跟我聊完天后，就去了自己家的靈堂，對著她爸爸的牌位，告慰他爸爸說，‘有人在拍你們的故事的電影，然后是張譯演的你’。還給我拍了一張她媽媽的日記，2014年老太太寫的日記，上面寫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有人來采訪老屈，采訪人：阿來等。這個日記的照片現(xiàn)在我手機里還有。”說起這些，張譯說家屬的信任讓他更加堅定，“相信我可以走進屈銀華，走進那代攀登者。”
憶表演 這次難度大
預告片中，張譯赤腳在海拔超過八千米的雪地里，爬上隊友的肩頭，也爬上珠峰最難最險峻的一段山路。現(xiàn)實里，因為凍傷，屈銀華老人失去了自己的腳趾，哪怕實拍只是在廢棄的礦場建起的“雪山”上，張譯仍心有戚戚，“你穿著鞋的時候是無比幸福的”。回憶起拍攝時候的寒冷，他說：“當你脫掉鞋子，開始有點冷，因為風很大，脫掉襪子的時候就開始徹底變得很冷了。然后你把它放到雪山那一剎那，它真的不是一根針在扎你，它也不是一堆針在扎你，它是好像是有幾把刀子在劃你的腳，劃你的腳心。一開始的幾秒鐘是可以扛的，大概超過十秒左右就不行了，就是站都站不住了。但是你要把戲演完。”張譯說他要感謝“演員”這個行當，因為在導演喊停之前，演員沒有權利蹲下、躺下、臥倒，把腳離開雪面，“你是沒有這個權利的，你必須要聽到那一聲寶貴的‘停’。而且還要感謝‘演員’的一點是，其實很疼，但是你會因為你的人物、劇情、規(guī)定情境，你忘掉了疼，這很奇怪。”他說真正痛苦來自于那聲“停”之后，“那天一喊‘停’，我直接就摔在地上了，把腳抬起來的時候，那種疼是鉆心的，是喘不過氣來的，也是一個很好的經(jīng)歷。”
于是1975年再當總教練的時候，失去了腳趾的曲松林就變成了一個瘸子。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平時在現(xiàn)場，無論正式實拍、走位排練，還是正常的行走，只要張譯能想得起來的時候，他都盡量以一個瘸態(tài)出現(xiàn)，“所以吳京老師就笑話我說我是瘸神”。說到此，張譯哈哈地笑了，似乎全然不記得自己為這個角色在好幾個月時間里付出過的辛勞和疲累。
聊吳京 生死好兄弟
聊起其他“攀登者”，張譯說自己會特地去“偷師”章子怡的現(xiàn)場回放， “雖然她不老，但是她真的是一個戲骨。你能夠瞬間通過她的眼睛，明晰地看到她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也開玩笑說不知道自己跟胡歌誰年紀更大些，“但是他個子比我高，出道比我早，不過他的臉上有那種孩子般的純真。”而且在這個敬業(yè)的工作團隊里，胡歌、井柏然都是那種特別努力、敬業(yè)的青年演員，“無論是拍哪一個演員，帶不到他，你能看到搭詞的這個行列當中永遠有胡歌，就他永遠默默地坐在那里。”
但要說整部電影里最讓張譯“服氣”的還屬吳京。“吳京老師扮演的方五洲，是這部電影的靈魂，他也是我們第一次登山和第二次登山領軍人物，是攀登精神的代表。曲松林在第一次登頂?shù)臅r候，因為遇到了一些危險，是被方五洲救的，他們倆是一對生死兄弟，但是在中間的未曾謀面的13年，他們各自的生活有了極大的變化，兩個人也有了一些小小的意見上的不統(tǒng)一，鬧一點小別扭，但是在最后終于在登山之前化干戈為玉帛，抱在了一起，依然回歸到了生死兄弟的這樣一個狀態(tài)。”從張譯的懇切的語氣里，不難發(fā)現(xiàn)“吳京老師”不僅是同行間的客氣友好，更是心底的一份尊重和佩服，“他的表演是準確的，是精準的，而且是能夠比我們這些旁觀者，以及觀眾，提早了半步的。它還不提早你一步，它就提早你半步。”當然，這樣的精準源自吳京對工作的執(zhí)著，張譯回憶說：“我們倆在一起聊天，我都服了他了，就是十句話，九句半是說我們現(xiàn)在這場戲應該怎么辦，你應該怎么演，我應該怎么演，我演完了你怎么接招，你出了招之后我又應該怎么接，來，大家演一下。”他說這樣的討論經(jīng)常在吳京那間被劇本、草稿和剩菜剩飯占滿的屋子里，從半夜十一二點一直“眉飛色舞”地聊到凌晨兩三點，然后兩人六點又要起床出工，“我跟他在一起，累是累點兒，但是我學到好多好多東西。”
首席記者 孫佳音
記者手記
心有千千“結”
□ 孫佳音
說起攀登精神，張譯說那是困難時期不畏艱難勇敢向上，也是生死兄弟相互支撐。“在登山的時候，我們叫做‘結組’，就是四個人或者三個人為一個小組，這四個人或者三個人他們繩子是綁在一起的，有一個人掉下去，另三個人要把他拽起來，或者說如果你不拽的話，可能另三個人也要被拽下去。大家的命是綁在一起的。”而說起這次《攀登者》的拍攝，他也不大愿意多提自己為塑造角色吃過的苦、受過的累，盡管幾乎所有合作者都贊他是戲癡，贊他對自己近乎苛刻地嚴格要求，但他說：“一個導演，一個吳京，他們兩個是我最好的智囊團，或者說伙伴。”追問他有沒有印象中比較深的一場戲，他認真答道：“幾乎是每一場戲都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完成的。”
再問“每一場?”張譯重重地點點頭。好像這點頭里便是一份對隊友的深深信任。張譯說，攀登者在他心里是一個英雄的集體，“這不是方五洲和曲松林兩個人的故事，而是一整個集體，是好幾代人的勇氣和擔當。其實，無論是1960年還是1975年，還是后面無數(shù)次登頂也好，包括國家在南極建立科考站，或者上什么地方去探險等等，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國現(xiàn)在越來越好，越來越強大了，更要團結，要把手攥在一起，就是拳頭。”說完，他很用力地攥了攥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