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感覺到歲月如梭？
(相關資料圖)
我們的經濟怎么樣了？強弱參半，供應強，需求弱；ＧＤＰ增速實現５．５％，很不錯，其它所有數：銷售指數、工業指數、外貿出口、企業利潤，集體向下，青年失業率三創新高，高達２１．４％。而人們還質疑數據不真實，實際水平是５６％，就是這個被質疑的數據，統計也表示八月份不再公布了。
這與年初各路專家及統計的預測，出現了一定的反差。
疫情之后，我們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看好中國經濟：景區人流滾滾；Ｍ２兩位數增長；對民營經濟又大張旗鼓地做了一個升級版的肯定，從兩個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引導”，變成了“發展壯大”，甚至給出了一個“長期性”邊際，民營經濟將是下一個百年計劃的“生力軍”；特別是房地產，幾乎所有的限制全打破了，降首付、降息、金融十六也做了一個升級版，頑強地支持流動性，更驚悚的是海南樓盤五折促銷一反常態地得到了肯定。
如此地拼經濟，結果卻不盡人意，那經濟就真的是有問題了。
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是需求不足。
為什么需求不足？
因為消費刺激不起來。
為什么消費刺激不起來？
因為中低收入群體缺少對就業與收入的預期？
為什么中低收入群體缺少對就業與收入的預期？
因為這屆民企不行。
民企支撐了８５％的就業，國企支撐了７％的就業，民企不行，還想怎么行？
經濟上是冰火兩熏天。國企形勢一片大好，在過去的十年里，資產一直在以年均１５％的速度在擴張，目前是民企資產的兩倍，但是，國企只承擔了不到民企一半的稅收，無論從稅收，還是從就業的角度看，國企的強大都傳導不到民生；而對民生影響巨大的民企，２０２２年利潤下滑７％，２０２３年繼續下滑２２％，大批的企業倒閉，更多的企業已經成為僵尸企業，它們活著，其實已經死了；所有的企業都在裁員降薪，這就決定了在一個相當的周期里，無法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即第一次分配收入。
所以，從市場的角度說，提高收入不可期。凡是高調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的專家，都是紙上談兵的偽專家。
提高收入的堵點是民企？
對這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先問民企為什么出現了衰退？
這當然有國際大環境的問題，也有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會遭遇到的周期性問題，但是，更根本的問題是營商環境。
當我們談《勞動法》中性原則時，人們在質問，為什么外資企業可以遵守，為什么很多民企不能遵守，這種憤怒的問詰完全理解，既然辦企業，當然要遵守《勞動法》，但是，經濟的問題有它自身的規律，僅僅有正義感還是不夠的，要問更多的為什么？
兩個方向的解讀。
第一個方向是民營的市場地位。
中國的市場經濟存在非中性的擠占，也就是說，政策提供的支持是以所有制為錨定，不是以效率為錨定，從而出現了資源錯配；低效的企業拿到了多的資源，最低的貸款利息、唯一的市場準入、各種各樣的政策紅利、優惠的稅收與補貼；占據了市場資金資源的８０％，卻表現為低效，這就是所謂的“非市場化行為”，是哈耶克說的計劃性的浪費。既然市場不再是一個有效市場，資源當然無法流向高效的民企與民生。
這是經濟結構的堵點。
第二個解讀方向是分配。
人們一談分配就推到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是現實的存在，但是，這并不是中國分配關系中的全部邏輯。分配是三方的分配，不是資本能說了算，在中國尤其不能。
三方包括：財政、企業、勞動者；
也可以說是權力分配、資本分配、勞動分配。
誰是大頭？
回答這個問題看看企業利潤表、負債表與稅收就清楚了。民企２０２２年實現利潤２６６００億元，４７００萬家企業平均年收入不到６萬元人民幣，資產收益率不到２％，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老百姓直覺萬惡的資本家們賺的錢都去哪了？銀行２０２２年坐吃利息，利潤竟然可與４７００萬企業比肩，為２３０００億元，銀行的凈利潤近些年一直在以兩位數在增長，疫情期間尤其增的快；稅收也有類似的情況，２０２３年民企的利潤在下降，稅收卻增加了３３％；２０２２年民企稅收近１０萬元，是民企收益的三倍以上。
在一個經濟高增長的周期，企業還可以承受高稅率，當經濟處于下行周期時，就意味著體制成本相對高；。從而構成了三方分配中，財政對企業的擠占。
第二次分配水平
財政在分配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責任，就是提高居民的第二次分配水平，主要是提供高水平以至全免費的醫療、教育、養老與就業的社會保障機制。
第二次分配是全民共享的分配，是所有經濟體平抑兩極分化的主要途徑，離開了第二次分配，孤立地談兩極分化，并不完整。北歐基尼系數很高，在０．５左右，但是社會保障機制水平也很高，基尼系數降至０．３左右。相反，中國的保障機制這一塊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比，還有相當的距離，基尼系數高達０．４７，超出了０．４的安全線，這兩年干脆不公布了。
所以，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是要把企業從高稅率中解放出來，創造良好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財政要將收入的７０％以上用于民生，提高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水平。
企業有了利潤，有利于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水平，財政將收入用于民生，向西方發達國家的中位線靠近，提高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收入；消除了收入上的這個兩個堵點，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才能傳導到民生。
這就是解決需求不足的終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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