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個普通人在20年里換了19份工作，他的履歷會是怎樣的？
20年后，他決定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來，今年三月，《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了。
這本書一經發布，幾乎立即登上了豆瓣的熱門圖書榜，并且連續多周占居榜首。如果你曾經讀過幾年前在豆瓣掀起波瀾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可能不會對這本書感到陌生。
不再做快遞員后，胡安焉沒有繼續找工作，而是將自己迄今為止所有的工作經歷囊括進來，重新走了一遍那條有些彎彎曲曲的路。他在書里記錄著每一份工作的內容，平靜地回憶它們所帶來的感受。
每一份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他進行著磨損，“完全為了謀生而工作，就和坐牢一樣可悲”；但也命運般地將他引向了寫作，慢慢地，他開始思索人為什么要工作，并最終覺悟，“所謂的自由，實際上在于你能意識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
胡安焉接受了自己的邊緣處境，認為自己是能力有限的人，“實際上我只能記錄，我的看法可能會非常笨，沒有什么啟發性”；覺得自己沒有什么耐心，正因為這樣，才會不停換工作，不停在社會中尋找屬于自己的位置；也沒有料到這本書會如此受到讀者的歡迎。
這兩個月里，他去了很多地方，頻繁地接受采訪、參與播客，坐飛機的次數比此前人生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這是他從未有過的體驗。但是，他在有意識地讓自己回到平常的生活里，很難說清這本書的成功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影響，一切還處在過程中。
現在他和妻子正過著兩人一貓的生活。寫作是一定要繼續的，因為寫作是他生活的另外部分，“屬于自由的那部分”。
以下是胡安焉的講述。
01.
在工作里保持麻木，是對自己的保護
1999年我中專畢業，之后的20年，斷斷續續地做了19份工作。我當過酒店的服務生、加油站的加油工，送過雪糕、快餐，開過女裝店，也在漫畫社做過美編。這些工作里，有些甚至是沒有工資的，五險一金也時有時無。
每一段工作經歷，我看重的東西都不一樣，但多數情況下，我都希望做一份不需要跟人打交道，不用費太多心思在人際交往上，也不需要在應聘的時候跟經理面談的工作，我最怕面試。
19份工作中，有不少屬于體力活，但唯一稱得上是重體力活的就是在德邦上夜班分揀貨物。比如，送快遞很累，日曬雨淋，可是硬要扛的話，大多數人還是干得動的。分揀貨物的工作需要更強的意志力，應該接近一半的人都干不下去，它日夜顛倒，有很多貨物很重，假如連搬都搬不起來，意志力的問題也不存在了。
在分揀場工作后的右手
但當時我需要這樣的工作。在此之前，我跟兩個舊同事合伙開了一家網店，做得不太愉快。那時已經是2017年，我38歲了，按照我的工作履歷和學歷來說，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且我的錢也沒有了，沒有時間去耽擱。
剛好做網店的時候我負責發貨，每天晚上都要跟來收件的快遞員對接，在這個過程中我受到了啟發，我覺得他干得挺開心、挺充實。我想，雖然我是老板，但他可能混得比我還好，我應該也能干他這個工作。那會兒最擔憂的是，快遞員需要跟客戶攬件，類似“你有沒有件？讓我來收吧，我給你便宜”，但我害怕這種業務上的溝通。
所以最終我選擇去分揀場里工作，不用面試，一去就試工，試工三天后開始上班，不需要跟客戶打交道，同事之間的交流也很少，工廠里面都轟隆隆地響，大家忙得手腳不停，沒有時間做人際交往。但當時我沒有想到，實際上現在快遞員不需要去跟人攬業務，都是有app和小程序派單的，這也是后話了。
這項工作很累，我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晚上十點到早上五點最忙，基本一刻不能停。下班后會吃早餐、洗澡、睡覺，衣服很難洗干凈，也沒有什么必要，因為晚上要搬貨物，洗得太干凈第二天還是會弄臟。不過干了這種工作，自然而然地，人會變得不介意這種問題。
能夠留下來的人也經歷過一套不明說的篩選。我們的組長肯定希望有力氣的、強壯的人留下來，而那些看起來很弱，可能拖后腿的人千萬別留。他會叮囑我們不要去幫助那些沒什么力氣的人，不幫，對方就會發現這份工作很苦很累，試完工就走。
這種做法確實非常沒有人情味，我能理解，個人感情上不太能接受，但是也沒有辦法。事實上，我已經沒有能力糾結這些問題，我開始自顧不暇，所有的體力、精力和情緒都在工作中全部耗盡了。局外人可能有余力去想，而我作為一個局內人，只能自己干下去。
去分揀場上夜班的路上
在工作里保持一種麻木的、遲鈍的狀態，是對自己的保護。因為想得太多，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念頭，很難集中精神來克服高強度和重復性很高的工作，也很容易否定當下的生活。尤其當我沒有別的選擇的時候，這種否定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我在那里工作了10個月，基本不會進行什么深入思考。我需要一鼓作氣撐過去，先存點錢。后來準備去北京找女友（現在已經是妻子）的時候，我存了將近3萬塊。
來北京后，我很快找到了快遞員的工作，工作強度比上夜班分揀輕得多。一般早上七點開始上班，雖然有時候要到晚上十一點多才能下班，但仍舊比搬搬抬抬那些幾十斤的貨物一整晚要好。
當然，送快遞也有它的問題，比如我所加入的站點服務排名倒數，每天不斷地開會、抓紀律，增加了很多不必要也不愉快的內容。而這并不是我們偷懶造成的。
盡管如此，上班的時候，我每天想的還是具體的問題，精神要集中，否則會出錯。
我那時沒有意識到這兩份工作會為我帶來什么樣的心理負荷和影響，所有的回顧和反思都是在離開之后才有的。不過，工作都會產生負荷，如果無法承受這一種，就換下一種，可能又繼續承受一段時間，直到再次受不了為止。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過來的，不斷地逃離之前受不了的因素，逃到一個新環境里。這是我的選擇，可能不是最明智的，但我接受這個過程。
02.
不適應，不是我的問題
我并不覺得，如果從頭到尾一直做正確的判斷，以一種最有效的方式度過人生，會讓我比現在活得更好。
回憶并寫下自己整個過往經歷的過程，很像把一個氣球吹脹。我以前大多數時候，基本是渾渾噩噩、茫茫然的，沒有今天再回看時的清醒意識。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務生。雖然在中專里，我學的是家電維修，但學校沒有條件幫我們安排對口的實習，所以我們被分配到了酒店。現在聽來可能有些匪夷所思，在90年代卻很合理。
幾乎整個二十歲的階段，我都在很頻繁地換工作，24歲之前，我已經換了6份。我沒有辦法在一個環境里待太久，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不善于釋放，不善于跟人溝通，也對此很回避，害怕跟人提要求、談條件，所以總是覺得吃虧、不愉快。同時，也常常感覺被人看不起，所以負面的情緒積累得很快，到一定程度，我承受不下去了，就會換一個環境，希望在新環境里會交上好運，遇到尊重我、平等對待我的人。
但實際上換了環境還是一樣，我又繼續換。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基本處于這樣一種狀態。
《火花》
并且，我沒有一個可以商量的對象。我在廣州長大，但我的父母不是廣州人，我母親在她小學的時候移居到廣州，后來下鄉，認識了在海南島當兵的父親。他們結婚后，先有了姐姐，接著有了我，父親申請復員，我們回到廣州。
或許被曾經的不安全感影響，我成長的過程中，父母沒有給過我什么學習上的壓力，他們更多的是要求我遵紀守法，做一個規規矩矩的人，而不是一個出人頭地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不要做一個奇怪的、邊緣的人。
但想要不邊緣是很難的。畢業之后，我直接面對的就是一個高度分工的城市社會，我需要尋找融入它的方式，比如加入公司，跟別人合作或競爭，從而掙錢。顯然，我的父母沒有辦法給我任何建議。一方面，這給了我自由，他們覺得職業不分貴賤，只要合法，無論我做什么都行，但另一方面，我也沒有什么動力，一直自由散漫地在社會上游歷。
所以，融入社會對我來說格外重要，我希望能跟別人一樣，獲得一種生存的安全感，很害怕自己工作換得越多，就越被邊緣化，到最后連生存都有困難。
直到漫畫社的出現，這段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那是一本我當時每期都會買的漫畫雜志，主辦的漫畫社登出招收學徒的啟事，我按照要求畫了一個短篇寄過去，沒想到竟然被錄取了。這份工作沒有工資，只管吃住，卻對我的人生很重要。
在那之前我是一個很蒙昧的人，沒有什么個人想法，也不清楚生活需要什么。但在漫畫社里，我接觸到了完全不一樣的人，他們也沒有辦法跟這個社會相融洽，永遠處在一個叛逆、對抗的狀態里。
《真幌站前番外地》
本來我覺得自己正在被這個社會邊緣化，因為我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干不下去，都覺得不適應，這些經驗讓我越來越恐慌，我害怕自己五年、十年之后會變得沒有著落。但漫畫社的朋友們卻在主動把自己邊緣化，而且他們也過得很心安、很自信。
在他們看來，我的不成熟不是我有問題，而是這個社會有問題，相反，我的那些品質都是寶貴的。他們告訴我說，假如這個社會是垃圾場，我在里邊覺得不適應，那證明我不是垃圾，我是有靈魂的。
雖然那個時候大家只有二十來歲，很多想法在今天看來可能很幼稚，但他們會肯定我身上的特質，把個人的獨立性、個性和價值抬到一個很高的位置，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
可以說，跟他們經歷的那段日子，在我的腦子里埋下了一粒種子，并且還創造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精神空間，日后再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可以隨時退回到這個空間里。
03.
保持一種社會邊緣的狀態
跟漫畫社的這些朋友分開之后，我還是按照之前的慣性去工作，去掙錢，去交往女朋友，后來去做生意。但是做生意的經歷是我人生的又一個分水嶺，它對我造成了比較大的創傷，也讓我徹底不再糾結于融入社會，開始認可自己的人生。
2007年，我跟朋友在南寧的一所商場合開了一家女裝店。在那樣的小商場里，密密麻麻的店鋪擠在一起，商家們低頭不見抬頭見，必需互相依存，換零錢、上洗手間、打飯這些時候都要彼此幫忙，脫離集體很難在那里生存下去。
但商家之間也互相計算和提防。這里的生存法則是爾虞我詐、表里兩套，如果做不到，就會被這個環境淘汰。低端的女裝商城沒有品牌代理，大家從一樣的貨源地進貨，基本上一個貨好賣，每一家都會賣。
如果你的店里出了爆款，要千方百計瞞住別人，比如說跟客戶報價錢的時候，隔墻有耳，要用計算器點打出來給對方看，但反過來，你又要不斷地窺探別人的店里什么東西暢銷，去跟著賣。
在南寧開的女裝店
在那種競爭激烈的環境里，店主之間的中傷、誹謗和抹黑非常嚴重。有時候還會出現拳腳沖突，鬧到派出所去。假如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我可能做半年，頂多一年，就會辭職，但是我投了錢，沒法辭職，只能扛下去，最后扛了兩年多。
那些語言傷害對我影響最大，因為早年間，我的自我確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外部評價之上，有些人不太在意這些，能夠在這一行做很久，但我不是。尤其讓我難受的是來自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敵意，比如有的顧客會因為其他店主的說法，對我說一些尖酸的話，而我根本不認識他。
慢慢地，我開始產生一種恐懼和回避的意識，任何人接近我，我都會覺得對方可能心里邊對我有什么看法。
再加上商場本身的環境很壓抑，像蜜蜂窩一樣，每一家商鋪東西都擺得很滿，有時候還擺到過道上。空氣很渾濁，從早上九點多進去，到晚上十點鐘離開，連續十幾個小時看不到太陽，不看表的話不會知道幾點。并且沒有休息日，只在春節休息。等到我離開那里的時候，我的精神狀態已經不太好了。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在那段時間里，我看起了書。女裝店要下午兩三點后，客人才多起來，早上我可以在店里讀書，打發時間。我讀了塞林格的書，讀了雷蒙德·卡佛，還讀了杜魯門·卡波特。
后來我在書里寫，“隨著讀的文學作品增多，我對現實則感覺越來越疏離。我的生活中，無論是工作、生意還是感情方面，都充滿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適應的價值系統里尋求肯定，然后不斷地失望和失敗”。
2009年，我關掉女裝店回到家中，還了最初開店借父母的兩萬塊，還剩下幾萬塊錢，就這樣開啟了脫產閱讀、寫作的生活。將近一年半，我幾沒有跟人打交道，這段日子是重要的緩沖時間，我也在文學期刊發表了一些作品，雖然稿費很低。
我一點一點地好了起來，開始能夠去工作。在云南做保安和烘培，在上海的競技自行車專賣店里收銀，每一段經歷都讓我慢慢恢復了過來，時間和新環境帶來了療愈作用。
在云南下關擺地攤
我也開始意識到，工作或者說事業成就沒有辦法為我提供自我認同。實際上，它取消了我的個人差異性，我可以隨時被取代，也讓我喪失了人性，在工作里，我不可能自由，因為我甚至不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從那個時候起，我的心態變得不一樣了。工作完全成為一個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和途徑，而“我之為我”的支撐點是閱讀和寫作。我追求的個人性的、獨特性的、陌生性的、原創性的，要通過寫作來實現。
融入社會也在真正意義上不再困擾我，我已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人生進行一種“放棄”，成家，生兒育女，在社會運行體系里找到穩固的位置……都不再重要了。雖然后來我結了婚，但是我們不會要小孩，經濟方面的壓力就很小。
我可以保持在一種社會邊緣的狀態，不再焦慮而迫切地想融入社會。我認可自己的人生，認可自己的特質，而且也沒有傷害任何人，所以沒有必要自責。但如果別人以一種成功、失敗的眼光來看我的話，我不會接受，他有他的價值，我有我的價值，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的生活不再需要來自這些標準的衡量了。
04.
生活是一種慣性，要讓它豐富起來
有些人會問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穩定這件事嗎？
應該說，30歲前后，我有不同的想法。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東西好、什么東西壞，既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也沒有很強烈的穩定意識。
三十多歲，我逐漸想通了什么是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可能在某個方向有了積累，資源人脈也好，經驗能力也好，他們不會輕易去換，因為換了，之前的積累就會泡湯，要從零開始。而我恰好沒有這些東西，所以再換工作，我沒有什么阻力。
《打工仔的夢想房》
雖然做過這么多份工作，經歷過很多波折，但我并不覺得自己的生活特別苦。可能我還會對自己的性格有一些不滿，比如很容易放棄，不敢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訴求，其他方面就還好了。
這本書出版后，有不少人把我的寫作稱作“底層寫作”。單就“底層”而言，身份不是由我個人定義的，如果因為我是一個前快遞員，或者根據我的經濟條件、知識水平，把我劃分為底層，我能接受；而如果他們覺得我不是底層，我也沒什么意見。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但我要澄清的一點是，哪怕我是底層，不代表就是在進行底層寫作。因為我的寫作跟我本人的身份、屬性，不一定是捆綁的。我的寫作其實一直針對個人，我回顧的是個人經歷，是我整個人的精神成長和自我建構。
從09年開始寫作起，我就把自己視為一個寫作者。有人說我是作家，我也要澄清，我覺得作家是已經獲得了公認較高成就的寫作者，而我不是。并且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看法都是一個寫作者。
我已經全職寫作三年多，2021年9月，我從北京搬到了成都。19年從品駿離職的時候，我得到了一些補償，后來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發表后，陸陸續續有了新的機會，直到這本書的出版，我得到了一些版稅，但這些是不夠的，生活還是主要靠積蓄。
不過，這樣的日子我已經很滿意了。相比很多能夠興致勃勃投入生活的人而言，我不是一個特別熱愛生活的人。我沒有那種強烈的喜好，不容易產生高興、快樂、喜悅的情感，沒有充足的生命力，比較沉悶。
但現在，我也能得到一些平平淡淡的滿足。搬到這里后，妻子領養了一只貍花貓，我們有一只貓了。這些小事讓我能確立自己的生活。
胡安焉在成都的書桌
未來我也可能會搬離成都，去一些相對落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比較簡單的地方生活，當然前提是我能夠支撐得起。如果不行的話，我還是要到大城市打工。但我已經能把工作理解為一種代價，在做其他想做的事情之前，首先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掙錢養活自己。
我在書的后記里，提到了作家伍爾夫評價皮爾金頓夫人的一段話，她將皮爾金頓夫人的經歷稱作“偉大的失意”，因為這位夫人在苦難中還能勇敢地愛和恨，繼續精神抖擻投入生活。但如果讓皮爾金頓夫人本人來說，她肯定不會想要失意，不希望顛沛流離，她想成為那個溫柔無害的家庭“小鴿子”，平平穩穩地過一輩子。
伍爾夫從這位夫人的經歷中獲得了溫暖和感動，所以她寫出了這段話。對我來說也是一樣，我不會用“偉大的失意”來評價自己，但我從中獲得過力量。
生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慣性。被生下來，只要沒有一種強烈的痛苦讓你能夠克服對死的恐懼，那就活下去。既然要在這個慣性中活下去，就要盡量追求更豐富的人生，這并不會帶來一個最終的意義，但能夠讓過程更豐滿。
未來，我還會繼續寫作。
采寫：汁兒
監制：貓爺
頭圖：《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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