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五年作品《狗十三》今天公映，曹保平希望真實展現青春成長經歷
“我的片子，燦爛埋在下面”
《狗十三》真實展現了一個普通家庭女孩的成長經歷。
今天，導演曹保平塵封五年的作品《狗十三》正式登陸全國院線。與曹保平這些年為人熟知的犯罪題材不同，該片講述的是一個十三歲女孩的成長經歷。影片沒有止步于青春片，里面有對教育的反思，有對父權家庭的拷問，也有對中年人生存困境的同情。正如曹保平自我評價：“我的片子，燦爛是埋在下面的，表面上是灰的。”
劇情 讓觀眾回首長大那一天
《狗十三》拍攝完成于2013年。當初劇本完成時，編劇焦華靜還是一名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狗十三》是她的畢業答辯作品，曹保平則是答辯老師之一。當他第一次讀到劇本時，就認為它是那一屆最好的畢業作品。不過，當時他覺得《狗十三》與自己之前以犯罪題材為主的作品差別太大，又是一個青春題材，“離自己的年齡段太遠了”。但過了一年之后再看，覺得還是能喚起很多感受，于是決定以“一種能把它帶上道的方式”拍出來。
電影格局聽起來很小，一個十三歲的少女李玩和她的寵物狗“愛因斯坦”的故事。由于父母離異，李玩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為了討好正處于青春期的女兒，父親給李玩買了一條小狗，小狗逐漸成為李玩最珍視的朋友。然而有一天，“愛因斯坦”意外走失，與此同時，李玩還要面對一個“從天而降”的同父異母弟弟。當成人世界的殘酷以無處逃遁的姿態向少女襲來時，她選擇了一條無奈的成長之路。
曹保平坦言，這個故事最打動他的，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家庭關系背后的不尋常。“這個女孩的家庭，她和父親、爺爺奶奶的關系，在學校的表現等方面都是一個特別普通、泯然眾人的狀態。她的性格不是特別叛逆，經歷也不驚心動魄，沒有墮胎、校園霸凌、性侵……這些殘酷青春的東西都沒有，就是很日常的狀態。但往往這些被我們忽視的習以為常的東西，有著真正的價值。”
哪怕早已遠離青春期的曹保平，也從劇本里看到了自己成長時的影子。當時他很想考電影學院，但是家長死活不同意，因為他們覺得孩子得有個穩定的工作。“孩子有很多想法，但是父母都不是要不要傾聽和尊重的問題，而是從來沒有考慮過孩子的想法。”他說，片中很多細節展現了由于父母和孩子之間地位不平等造成的沖突。“沒人注意到我們是在什么時候突然長大，但那一天的到來其實很殘酷，我想讓大家回頭看看這一天。”曹保平說，《狗十三》希望把發生在大多數孩子身上的故事拍給觀眾看。
拍攝 把矛盾沖突拍得非常直接
拍攝該片時，因為焦華靜的劇本已經足夠成熟，曹保平的改動很小，只是臨時調整了一些臺詞。最主要的調整還是在拍攝手段和風格上。“我想拍一部市場化的劇情片，讓更多人看到，而不是一個風格化的作者電影。”比如，片中李玩找狗的段落，曹保平使用了一種很激烈很極端的拍攝方法，把矛盾、沖突甚至暴力都拍得很直接，逼近到眼前給觀眾看，有一種撲面而來的感覺。曹保平認為，他想讓赤裸裸的真實直接抵達觀眾，而不是讓他們過后咀嚼回味。
劇本以西安為背景，拍攝時劇組也實地取景，而且李玩的房子就是焦華靜曾經生活過的家，每個房間環境都是原來的樣子。片中人物臺詞也與西安許多家庭的真實情況類似，家長說方言，孩子說普通話。
學院派出身的導演曹保平多年來一直深耕現實主義題材。他說，現在不少華語電影都是偽現實主義，很多作品拍的是生活中貌似真實的事情，但其實離真實有距離，甚至是扭曲的，而《狗十三》則是他努力去實現的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是現實生活某種意義上的真實呈現。
演員 女主演張雪迎挨打是實拍
片中飾演李玩的是童星出身的演員張雪迎。當時劇組在全國范圍內找演員，從小就有過不少表演經驗的張雪迎自然在篩選名單之中，經過一次又一次試戲，她拿到了李玩這一角色。曹保平透露，當時看中張雪迎身上的自然氣質和表演的生動。“很多小孩三下兩下就給拍‘壞’了，扭捏作態，淳樸自然的東西越來越少，但是她不一樣。而且李玩不能長得特別漂亮，得是那種往班里一丟找不著的那種。如果是校花一樣的小女孩，電影里的很多情節就不成立了。”
對于當時還是個孩子的張雪迎而言，給她分析劇本、講故事背后的意義這類方法當然不管用。而且，李玩的成長環境、性格和張雪迎也有著天壤之別：李玩表面上看很普通，但內心深處是一個非常早熟、特立獨行的孩子，她讀《時間簡史》、聽重金屬搖滾，思考問題很多;而張雪迎家庭美滿，父母天天圍著她轉，用曹保平的話說，“她體會不到李玩內心的溝溝坎坎。”在片場，曹保平只能把故事表層的邏輯關系講清楚，然后靠演員下意識的感受力去揣摩和表現。
那場父親打李玩的重頭戲成為全片一個分水嶺，挨打后的李玩在一夜之間長大。因為激烈的沖突最終以父親打女兒的暴力形式結尾，很多觀眾在被深深震撼的同時，也以為這場戲很難拍。但曹保平笑言，其實真實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劇組真打真拍，反而很容易出效果，“如果有個人暴捶你，你也能演得很好。”
為了拍攝這場戲，曹保平和父親的飾演者果靖霖糾結了很長時間。“果靖霖的心理負擔更重，因為他是暴力直接的‘實施者’，我是‘指揮者’，負罪感少得多。我們一開始也想過用別的形式而不是暴力去表達，但最后還是覺得這樣處理最自然。我并不是喜歡描繪暴力，而是想呈現人物在極致狀態下的復雜的心理。”(記者袁云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