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治水活動源遠流長，治水活動常常以“水利”之名概括。“水利”一詞可以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找到。
公元前132年，自戰國時代即屢屢為患的黃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陽市西南方)決堤。23年后，漢武帝親臨決口現場，指揮將軍以下文武官員背負工程材料進行封堵，其中就有時任郎中一職的司馬遷。這一特殊經歷，直接促使他在《史記》中開辟《河渠書》一章，梳理自大禹到漢武帝時代，中華先民防治水患、開發利用水資源的壯闊歷史，并使用了“水利”一詞。
眾所周知，現代中國的許多行業與學科名稱，轉譯或借鑒自外來詞匯。即便其詞源來自古代漢語，古今含義大多已迥然不同，如經濟、物理等。然而，“水利”一詞，則與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的意義保持了相當的一致性。《史記·河渠書》記述的重點是西漢王朝特別是漢武帝繼位以來的一系列治水活動，包括瓠子堵口、長安至潼關一線的運河工程、溝通漢水與渭水流域的山地運河建設構想、今山西西南部與關中平原東部等處的灌溉渠道建設等。司馬遷以較詳細的筆墨介紹了決策背景與建成后的實際效益：“自是(瓠子堵口成功)之后，用事者爭言水利。”司馬遷時代“用事者”所爭言的“水利”，其實包含三個方面的重要內容，即以黃河干流沿岸為代表的洪水治理、以運河修建為主的河道整治以及以渠系建設為核心的灌溉事業。時至今日，防洪、河(航)道治理與灌溉，依然是現代水利事業的主要內容。
早在司馬遷之前，關于防洪、河(航)道治理與灌溉活動的文字記錄，已見于各類文獻中。防洪方面，春秋末期成書的《左傳》記載，齊國在抵御晉國進攻時曾“塹防門而守之”，學者認為這里的“防”就是濟水南岸的防洪堤壩。河(航)道治理方面，被普遍認為成書于戰國時代的《尚書》，在《禹貢》一篇里記載了大禹疏浚開鑿各地河道的情形。灌溉方面，《詩經·小雅》中的《白華》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一句，這里很可能是人工渠道的意思。文獻記載，可與考古發現中不斷揭示的中國早期治水成就的遺址、遺跡相互印證。在司馬遷筆下，防洪、河(航)道治理與灌溉，三者統一于“水利”之名下，并由此賦予“水利”一詞以明確的內涵，故現代中國水利行業長期把《史記·河渠書》作為“水利”一詞的來源。
在司馬遷之后，“水利”一詞的使用情況有所變化，在很多時候特指灌溉。如唐代杜佑編纂的《通典》中，于《食貨典》下設有《水利田》一門，專門介紹歷代渠道與灌區建設。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曾專門頒布“農田水利法”，此處“水利”亦特指灌溉。事實上，防洪、河(航)道治理與灌溉，往往是一個難以分割的整體，司馬遷對此有清晰認識，故將三者統一于“水利”之名下。這與現代水利行業的有關認識極為相近。今日廣義的水利事業與水利學科，更增加流域管理、水土保持、水資源保護、水環境治理、水景觀營造等內容，各分支內容之間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可見，西漢時的司馬遷在寫作時已經既注意到治水事業內涵的豐富性，更注意到其內在的統一性。
漢武帝時代的防洪、河道治理與灌溉工程，規模已經遠遠超過芍陂、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早期水利工程，耗費的民力物力自然也變得巨大。司馬遷意識到，水利事業可以給人民和國家帶來巨大的收益，為此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成本與效益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水的“利”，既是指水作為資源的“利”，更是指治水活動帶給國家和人民的“利”。
今天，中國水利事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這是中國治水歷史符合邏輯的延續與發展。重溫司馬遷“水利”一詞蘊含的深刻內涵，是有意義的。(作者為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員張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