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繁榮與擴張對于推動整個中國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傳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張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發現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學文化，在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國多個省區，距今約5000年到7000年。它覆蓋范圍廣，延續時間長。雖然時間久遠，但我們仍能從考古學發現中，看見那個時代仰韶文化閃動的光芒。
考古學家說，仰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根主脈”。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海說，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諸多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區的發生、發展和繁榮壯大的過程也正是華夏民族從“農業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進程。
粟作農業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發展
通過考古我們已經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稱為旱作)農業為基礎。
張海介紹，粟作農業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并不簡單。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來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生活在我國北方地區的史前人類即已開始廣泛利用禾本科植物，這就為粟黍的早期馴化奠定了基礎。明確的植物考古證據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區普遍出現了栽培的粟黍。從栽培的作物品種來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時，當時的人類還大量采食櫟果、酸棗等野生果實。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已經發現狗的馴化;家豬早期馴化的證據雖然有，但還不斷受到學界的質疑。張海說，如此表明，處于早期馴化階段的以黍為主的粟作農業經濟并不成熟，這種情況在進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觀。
有證據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隨著仰韶文化的興起，粟作農業迅速發展成熟。主要表現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與此同時，采集野生果實的數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開始上升。盡管對仰韶文化時期的大豆是否已經被完全馴化還存在爭議，但顯然那時的人類已經開始普遍有意識地利用豆類資源。
張海指出，中原地區有一些仰韶文化遺址還存在數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隨著稻作農業的北傳，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農業經濟體系中已經出現了混作的特征。
伴隨著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種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動物資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來。仰韶人還普遍狩獵鹿等野生動物。“上述原始農業經濟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農業模式，它不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同時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榮大發展的經濟基礎。”張海表示，粟作農業對中國北方地區的歷史影響深遠，直到漢代，粟仍然是黃河流域主要的糧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說到仰韶人的社會生活，很多人都會提到一個詞——“大房子”。
對，你的理解沒錯，就是面積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圍甚廣。河南靈寶西坡、陜西白水下河、山西離石德崗、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都曾報道發現有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邊形“大房子”。
張海介紹，學界一般將仰韶文化時期看作是氏族社會的大發展階段，并從對單個聚落形態和公共墓地的研究來論證仰韶文化的社會結構。
有研究者根據民族志的記錄認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間，而是社群的公共議事場所，是對整個社群重大事務進行集體商討和決議的地方。
“大房子”里發生過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來，有研究者利用微體植物遺存的鑒定和分析，推測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還可能發生了集體的宴飲行為。“由此可見，集體權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會組織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張海說。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魏興濤介紹了河南對靈寶成煙遺址的發掘情況。城煙遺址位于河南省靈寶市川口鄉城煙村南，現存面積3萬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其進行發掘。共發現各時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還發現石雕蠶繭形象、在甕棺葬中發現可能存在的絲綢遺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為主，數座帶有墻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積較大，最大者面積約153平方米，周圍帶有回廊，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帶回廊建筑。魏興濤表示，在遺址中北部兩條壕溝之間發現有兩道平行的夯筑墻基，可能為早期城址的雛形。“這一切表明豫西晉西南地區在仰韶早期已有較高的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指出，對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核心地區——河南鑄鼎原周圍的系統聚落進行的調查顯示，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次一級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面積40多萬平方米，聚落呈現明顯的等級化。西坡遺址核心部位的發掘和對整個遺址的系統鉆探表明，遺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個廣場，廣場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級差別明顯。“與其他地區相比，廟底溝社會‘質樸執中’、重視宗族和集體事務的發展道路，如黃土般厚重，積蓄了中國式文明型國家構建的重要底蘊。”李新偉說。
彩陶文化，訴說某種信仰與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稱為彩陶文化。
在博物館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圖案，就是鳥和魚。
魚，有典型的，有變體的，還有簡潔版的。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馬明志介紹，關于仰韶文化的內涵，學術界有明確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為例，陶質有夾砂陶和泥質陶兩大類，以寬帶、魚類、蛙類、鳥類、人面、獠牙獸面紋為主要題材，典型器類有尖底瓶、蒜頭壺、葫蘆瓶、尖底罐、夾砂鼓腹罐、甕、缽、盆等。
他認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魚、鳥等動物，是聯絡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現代人看來長得有些猙獰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馬明志說，仰韶彩陶以人面、魚、鳥、獠牙神祇為主體，并且形成穩定、系統的組合主題，這種主題不僅僅是一種陶器裝飾圖案，它還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與巫祝信仰體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體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構型。”這樣的神祇題材還影響了龍山時代到青銅時代的禮器圖案題材，應該是青銅時代信仰系統的重要源頭。
張海提醒，盡管廟底溝時期彩陶發達，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說明彩陶并非簡單的日用器類，或許有特殊的用途。
盡管學界對廟底溝彩陶紋樣有不同的解讀，但多數學者傾向于認為彩陶代表了一種精神層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國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來，一些新技術手段的研究表明，廟底溝彩陶的傳播是與成熟粟作農業和人群的傳播同步展開的。比如，西遼河流域的半拉山紅山文化遺址即同時出現了彩陶、成熟的粟作農業經濟和超過10%的來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遺傳基因。“仰韶文化的繁榮與擴張對于推動整個中國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傳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張海說。(記者張蓋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