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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昌俊
近日，云南的王女士向央廣網記者反映，今年4月中旬，她的家人因患神經腫瘤在北京某醫院住院11天，醫院不允許家屬陪護，她只能每天在病房外守候，“當時護工費花了2000多元，現在還要承受價格不低的住宿費，經濟壓力很大”。陳女士的家人也曾在北京住院時遇到類似情況，她說，自己向有關部門投訴后醫院才同意陪護，“醫院不允許陪護，只能花錢請護工，其實很多病人都希望家人陪護”。
到底是家屬陪護，還是請護工，這原本是一個不需要被討論的問題——除了特殊情況，患者和家屬理應有最大的決定權。但現在，竟有醫院以種種理由禁止家屬陪護，只能花高價請護工，真是咄咄怪事。
報道中援引一位專家的說法稱，從優質護理角度來說，不應提倡病人家屬在病房陪護病人，因為陪護專業性比較強，病人家屬沒經過系統、專業訓練的話，可能會造成護理不當，對患者造成新的傷害。另外，家屬陪護也會給其他患者帶來不便與打擾，不利于其他患者的休養。這些理由不能說沒有道理，患者和家屬也未必不懂。但問題在于，在患者家庭所承擔的高額護工費面前，這些理由對于多數患者來說恐怕都顯得牽強。退一步講，即便醫院從優質護理角度提倡使用專業護工，也不等于可以完全剝奪患者選擇的權利。
其實，從報道呈現的信息看，一些醫院之所以禁止家屬陪護，最主要的原因是還未走出“防疫模式”。正如報道中某醫院一位住院部護理員的說法——“整個醫院都是這樣，還在沿用以前疫情時的規定。”這個理由無疑讓人五味雜陳。“乙類乙管”都快半年了，居然還有醫院守著防疫中的規定不放，這到底有何正當性可言？事實上，即便是防疫時期，一刀切禁止患者家屬陪護也并非主流做法。從大量公開信息可知，多數醫院彼時都只是要求一個病人只能由一位家屬陪護。而現在這種嚴苛的禁止家屬陪護的做法還在被延續，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都難以站住腳。
公開信息顯示，降低患者自聘護工的負擔，早就納入政策要求。如2010年，原衛生部就發出通知要求，“逐步解決依賴患者家屬或者家屬自聘護工承擔患者生活護理的問題，減輕患者的家庭負擔”；去年4月，國家衛健委印發《全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2021—2025年）》再次提出，“建立醫療護理員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和發展醫療護理員職業隊伍”。這些政策的具體實施細則目前還不清楚，比如，醫院提供的專業醫療護理員是否需要患者額外支付費用？但不管如何，除了極其特殊的情況，這些政策實施的前提之一，都應該是尊重患者的選擇。畢竟，家屬陪伴本身帶有情感關照的特殊價值，這一點是其他任何人都難以代替的。而如果需要患者來支付成本，則更不能強制要求使用護工或者是醫療護理員了。
必須看到，醫療負擔較重依然是當前社會突出的民生問題。凡是與減輕醫療負擔相悖的做法，都應該慎重。醫院在作出相關要求時，理應考慮到這一點。不能讓不合時宜的管理規定，再加重患者的醫療負擔。（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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