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摘要：本文利用有關滿文檔案，對康熙帝擒拿鰲拜的具體時間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考證，從而論定，康熙帝擒拿鰲拜的具體時間當在康熙八年五月初十日。由于文書周轉需時以及其他原因，這一事件至當年五月十六日始行公布。同時，由于當時尚未建立起居注制度以及參與其事的人員陸續過世，纂修《清圣祖實錄》之時，文獻均覺不足，故而于康熙帝擒拿鰲拜的準確時日未予記載。本文認為，研究康照帝擒拿鰲拜這一歷史事件，有關滿文檔案有著特殊的價值。 康熙帝智擒鰲拜是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但對當時政局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同時對于此后清朝政局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關于康熙帝擒拿鰲拜的具體時間，《清圣祖實錄》的有關記載卻頗為模糊，僅于康熙八年五月戊申(十六日)條下載，“命議政王等拿問輔臣公鰲拜等”,并于其下列數鰲拜及其同黨罪狀。按照當時慣例，皇帝頒布諭旨須由內院發交科抄送交關系衙門始行頒布。即使頒諭于議政王，無須科抄，亦經反復討論而后定稿。總計從皇帝頒旨到正式交付執行機構，所需時日，大致都在一二日之間。而擒拿鰲拜又是一次非常之舉，是在擒拿鰲拜之后才行頒旨，而非同于一般上諭，頒諭之后始行執行。因此，當年五月十六日頒諭議政王拿問鰲拜之時，鰲拜應已就擒。雖然如此，但是因為相關史料甚少，學界論及康熙帝擒拿鰲拜時間時，不得不勉從《清圣祖實錄》所載， 將其定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 就在史家對此頗為致疑而又苦于沒有史料可證之時， 一些滿文檔案的翻譯出版卻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其中，一九九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的第2條《康熙帝欽定鰲拜等十二條罪狀諭》、第3條《康親王杰書等宣票簽上諭從寬減免鰲拜罪行事》、第4條《康親王杰書等議擬鰲拜罪時皇帝所頒票簽》、 一九九八年黃山書社出版的《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5108條《輔政大臣遏必隆等奏陳近賢遠惡治國折》等四條史料尤為珍貴，將其和《清圣祖實錄》有關史料互讀，不但可以推測出康熙帝擒拿鰲拜的準確時間，而且還可以進一步豐富康熙帝擒拿鰲拜的具體過程和內容。其中，《康熙帝欽定鰲拜等十二條罪狀諭》書寫時間為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 是為現在已知康熙帝處理鰲拜一案中時間最早之史料。核其內容，其中值得注意者， 一是所列鰲拜罪狀中之六條皆同于《清圣祖實錄》康熙八年五月戊申條所載；二是其中另有六條為《清圣祖實錄》康熙八年五月戊申條所不載：三是該條之末另有“著將彼等宗族盡行監禁，從重議罪具奏。至拘捕與否之處，再行具奏請旨”數語為《清圣祖實錄》所不載，“而《清圣祖實錄》卻于此處增出“阿南達(時為一等侍衛)負朕恩寵，每進奏時，稱鰲拜為圣人，著一并嚴拿勘審”數語。由此判斷，《康熙帝欽定鰲拜等十二條罪狀諭》實為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所頒“命議政王拿問輔臣公鰲拜”諭旨之初稿。所以于五月十六日所頒諭旨中刪除其中六條，并非因其內容不重要，不是鰲拜主要罪狀，而是以其內容過于重要，牽涉面過廣，分別涉及康熙初年圈占民地；鑲黃、正白兩旗換地；誅殺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和輔政大臣蘇克薩哈全家等重大事件，過早宣布易于引起八旗內部乃至京畿一帶激烈動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該文之末尚有“著將彼等宗族盡行監禁，從重議罪具奏。至拘捕與否之處， 再行具奏請旨”等語。由此可見，至遲是在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鰲拜及其主要黨羽已經成擒。如果此時尚未擒拿鰲拜及其主要同黨，哪里能談得上監禁他們的家屬。 《康熙帝欽定鰲拜等十二條罪狀諭》已可證明，康熙帝擒拿鰲拜的具體時間不晚于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循此思路，對《清圣祖實錄》有關史料進行分析，還可將康熙帝擒拿鰲拜的大致時間確定為同年五月初十日。據《清圣祖實錄》康熙八年五月庚申(二十九日)和碩康親王杰書等遵旨勘問鰲拜及其同黨罪款中所列內秘書院大學士班布爾善罪狀第十六條載：“班布爾善嫉戶部尚書王弘祚練達部務，若留在部內，恐伊黨馬邇賽凡事不得自專， 將王弘祚票擬革職?！笨纪鹾腱窀锫殻略诳滴跗吣臧嗽氯缮辍６∏∈沁@個被鰲拜、班布爾善一伙視為異類的王弘祚卻在康熙八年五月壬寅(初十日)被康熙帝任命為兵部尚書，以頂替七日前調轉禮部尚書的龔鼎孳。且不說上引史料已經說明至少在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鰲拜已經就擒，即以同年五月十六日康熙帝擒拿鰲拜而論，五月初十日前后，康熙帝亦必處于臨戰前的緊張準備之中。鑒于對手黨羽遍布宮禁和在中樞各主要機構分掌軍政大權，擒拿鰲拜及其同黨，必須智取，必須麻痹對手使其全然無備，必須對己方行動計劃嚴守秘密以免引起對手警覺。而康熙帝竟于此時作出這一重要人事任命，而且按照當時程序，還要征得鰲拜、遏必隆兩位輔政大臣同意，再送內院發交科抄，所有這些，豈不是自泄機密?豈不會使自己的行動計劃全盤暴露?因而，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康熙帝擒拿鰲拜及其主要同黨，就是在五月初十日這一天。剛剛將鰲拜擒拿，隨即又擒拿了其在兵部擔任尚書的死黨噶褚哈和在內秘書院擔任大學士的死黨班布爾善。拔掉了這兩顆釘子，考慮到兵部勢位重要而滿漢尚書均已出缺的情況，即行任命王弘祚為兵部尚書以把持大局。由于鰲拜死黨內秘書院大學士班布爾善已經就擒，此項任命未遇任何阻滯，當天即發交科抄， 從而使之成為康熙帝清除鰲拜集團后的首次人事任命。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康熙帝擒拿鰲拜這一歷史事件是發生在康熙八年五月初十日， 那么，何以遲至六日之后康熙帝始行頒諭命議政王拿問鰲拜呢?何以《清圣祖實錄》不載首擒鰲拜之具體時間呢?就當時形勢分析，鰲拜雖已就擒，但是因其多年經營，同黨遍及宮禁及中樞要津。因而智擒鰲拜之初的首要工作，尚非頒布諭旨，向臣民公布其罪狀，而是捕拿同黨。據《清圣祖實錄》康熙八年五月各次諭旨，鰲拜在京任職同黨不下二三十人，不但皆須全部緝拿，而且還要萬無一失。這些，當是康熙八年五月初十擒拿鰲拜后便立即開始的活動。兩天之中，這一活動大致完成。這時，因為捕拿人犯頗多，牽連宗族甚眾，而且大多是滿洲世家，社會聯系廣泛。為了防止他們之間互相串連，生出不虞之變，康熙帝又作出了將捕拿人犯宗族家屬“盡行監禁”的決定。同時，還擬就鰲拜罪狀初稿，交議政王及索額圖等討論修改之后作為正式諭旨公布。因為變起突然，議政王等自然皆如寒蟬杖馬，囁嚅不言，康熙帝只能和索額圖等親近人員反復推敲，多方斟酌，盡量將其中容易引起負面效應、不利政局安定的罪狀和詞眼刪除。以此之故，原有罪狀十二條在定稿時被刪去六條。兼之以諭旨周轉需時，故而四日之后，始行公布，從而使之成為清除鰲拜集團后皇帝頒諭公布其罪狀的第一個文件。而其原來初稿《康熙帝欽定鰲拜等十二條罪狀諭》則一直深藏宮中， 清朝滅亡后又和其他宮中檔一起歷盡滄桑，直到三百年后才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收入《宮中檔康熙朝奏折》,影印行世，從而為確定康熙帝擒拿鰲拜的準確日期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可信資料。至于《清圣祖實錄》何以不載首擒鰲拜具體日期，筆者認為， 一是當時清朝皇室尚未建立起居注制度，擒拿鰲拜這一歷史事件當時即無專職史官予以記錄。而且，參予其事的又只是少數官員侍衛，此后數十年中，他們又以各種原因而不斷更新換代。隨著時代推移，文獻均覺不足，變成了需要考證才能明白之事。二是因為準備周密，擒拿鰲拜及其同黨未曾遇到武裝抵抗，更沒有發生流血事件，因而不但當時處理時，除鰲拜及其一兄、一子圈禁，處死死黨九人外，其他概予從寬，而且，康熙五十二年，還特將鰲拜原有之一等公爵令其后人承襲。與此后發生的多起重大歷史事件相比，康熙帝擒拿鰲拜已經降為二、三流事件，無須詳細記載。三是康熙帝擒拿鰲拜，原是智取，質言之，并非光明正大之舉。因而， 《清圣祖實錄》纂修官與其為此費盡心血，鉆到檔案堆中考據，作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不如直據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諭旨刊載照錄，以示已故圣祖仁皇帝之“仁”。正是因此，《清圣祖實錄》載錄鰲拜一案處理時，僅自當年五月十六日始而不及以前。如果不是因為有關滿文檔案保存至今，真將使其成為一樁無頭公案了。 除了《康熙帝欽定鰲拜等十二條罪狀諭》之外，《輔政大臣遏必隆等奏陳近賢遠惡治國 折》、《康親王杰書等宣票簽上諭從寬減免鰲拜罪行事》、《康親王杰書等議擬鰲拜罪時皇帝所頒票簽》等三條滿文檔案也都對于康熙帝擒拿鰲拜這一歷史事件的內容有所豐富。其中，《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第5108條《輔政大臣遏必隆等奏陳近賢遠惡治國折》雖然不著上折時間，但以其內容而言，可以確定為康熙六年七月遏必隆、鰲拜所上奏折。所以如此確定， 一是該奏折開頭即稱“輔政大臣等謹奏”、“今皇帝親理萬機”等語，故知其時為康熙親政之初。二是奏折中又稱：“雖謂臣我等三人言，若獨有暗自參奏者，即顯露于面前，整治天下人心，奸者盡絕”等語，可知其時在索尼已死、蘇克薩哈被誅之前，康熙帝親政之初的康熙六年七月?？伎滴醯塾诋斈昶咴缕呷沼H政，蘇克薩哈于是年七月十三日疏辭一切職務， 則其上疏時間，應在此七日之內。至于文末署名為遏必隆、鄂貝二人，則可斷定其中之鄂貝即是輔政大臣鰲拜。就奏折內容而言，口頭上盡管打著太宗皇帝旗號，要求康熙帝“用正直人，納諫”,實際用意則是設置條條框框，企圖繼續控制康熙帝。如奏折中稱：“今臣等既于御前輔理政事，務完成愚頓之心，僅能圖報世祖章皇帝遺留要旨，以盡忠誠。惟請諸凡獎善參惡之人，若不明奏而暗中具奏，皇帝睿鑒，聽聞即出對質，以辨是非，嘉勉忠人，懲治暗中 誣告之奸宄小人”,則更是企圖將康熙帝變成沒有獨立思想的傀儡。這些，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康熙帝的反感和厭惡。兼之以在此之后，鰲拜一伙不只在治國方針大計上倒行逆施， 而且在政權構成上也肆無忌憚地任用私人，拉幫結派，從而使康熙帝與輔政大臣之間矛盾不斷激化并最終于康熙八年五月公開爆發。至于《康親王杰書等宣票簽上諭從寬減免鰲拜罪行事》、《康親王杰書等議擬鰲拜罪時皇帝所頒票簽》書寫日期分別為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二十四日。核其內容，是康熙帝關于處理鰲拜及其同黨的決定。經和《清圣祖實錄》互讀，內容大致同于康熙八年五月庚申(二十九日)條載康親王杰書等遵旨勘問鰲拜 等罪款后所附康熙帝處理旨意。但將此兩條票簽相核對，五月二十三日所書之《康親王杰書等宣票簽上諭從寬減免鰲拜罪行事》內容較簡，僅及鰲拜、卓布特依(《實錄》作趙布太) 籍沒家產圈禁，遏必隆革爵，侍衛阿南達免于處死，碩岱、桑格、納木塔爾、舒爾呼納(《實錄》作舒爾虎納克)、羅多免罪，照舊供職。而五月二十四日所書之《康親王杰書等議擬鰲拜罪時皇帝所頒票簽》則內容進一步豐富，而且內容基本同于《清圣祖實錄》。首先是籍沒家產圈禁人員內增加了鰲拜之子納木福(《實錄》作那摩佛)。其次，免死人犯內又增加了賴虎、查齊(《實錄》作插器)、佛倫、布達里、劉廣(《實錄》作劉光)、阿林、希佛(《實錄》作希 福)、劉志遠(《實錄》作劉之源)、額文德赫(《實錄》作額爾德黑)、郭爾渾、拉木布(《實錄》作 蘭布)、穆書、錫哈納(《實錄》作席哈納)、卓靈阿、納穆岱(《實錄》作那木代)等十六人。再次，新增處死人犯巴木布爾善(《實錄》作班布爾善)、塞本德依(《實錄》作塞本得)、阿思哈、 嘎楚哈(《實錄》作噶褚哈)、穆理瑪、塔畢圖(《實錄》作泰必圖)、諾謨(《實錄》作訥莫)等七人。最后，對于已死人犯馬爾善(實應為馬邇賽)宣布免于追究，對于在外出差之吉喜(《實 錄》作濟世)、邁音達、吳格色(《實錄》作吳格塞),則決定返回之后再行審擬。由此可知，五月二十三日票簽實為五月二十四日票簽之初稿。這一決定，從五月二十三日起草，至五月二十九日公布，其間花費時間達六日之久。另外，對五月二十四日票簽進行分析，還可看出，對于鰲拜個別黨羽班布爾善、那摩佛二人的處理，康熙帝的決定曾有變化。其中之那摩佛(又作納木福)原擬免死，鞭一百，康熙帝改為革職籍沒圈禁。內秘書院大學士班布爾善， 原擬“因屬宗室，應免于處死，著革職籍沒家產圈禁”?？滴醯鄹臑椤爸锤锫?，并處以絞刑”。所有這些，也都進一步豐富了康熙帝擒拿鰲拜和處理鰲拜一案的具體內容。 來源：《滿族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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