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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唐代詩人杜牧一首《銅雀臺懷古》，使得位于臨漳縣境內的銅雀臺至今余韻留香。
“臺，觀四方而高者。”中國古代的臺式建筑肇始于商周，成長于春秋、戰國，至秦漢日趨完美。早期的臺，是一種高而平的夯土建筑，一般筑成方形。
河北臺式建筑眾多。西周邢侯建國后在邢城外（今邢臺市一帶）筑邢侯臺，戰國時期趙國趙武靈王在邯鄲筑叢臺、燕國燕昭王筑黃金臺，三國時期曹操在鄴城筑銅雀臺、金鳳臺、冰井臺……
古建筑中的臺是什么樣的？古代為何要筑臺？通過古籍文獻和考古發掘，讓我們領略古建筑“臺”的恢宏氣勢和它所承載的歷史故事。
邯鄲叢臺公園。 河北日報資料片
王權威嚴的象征
在邯鄲叢臺公園，不入園，抬頭便望見園中核心主體建筑、高28米的青磚高臺——武靈叢臺聳立園中。
叢臺分三層，方圓約1100平方米，始建于戰國時期，是邯鄲的地標建筑，更是趙都邯鄲的見證和象征。
盡管如今的“武靈叢臺”在歷史上幾經修復重建，外觀已不復戰國原貌，但考古發現表明，這座高聳屹立的古臺，依然保留著戰國時期的夯土內里。
1963年夏，邯鄲遭遇一場特大暴雨，叢臺東南部倒塌。文物部門在隨后的考古調查中發現，叢臺夯土結構與戰國都城趙王城城墻結構完全相同，并發現大量戰國時期的陶片等遺物。
這說明叢臺夯筑結構的下部中心是戰國時期所筑，叢臺確實為戰國時代建筑無疑。
古籍文獻也佐證了叢臺始建于戰國的考古判斷。
東漢張衡的《東京賦》中記載：“是時也，七雄并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筑章華于前，趙建叢臺于后。”三國時期東吳的薛綜在《二京解》“趙建叢臺于后”注釋中說，“趙武靈王起叢臺。”宋《元豐九域志》磁州古跡也明確提出，“叢臺，趙武靈王所筑。”
就像現代建筑不斷刷新世界第一高度一樣，戰國時期“競相高以奢麗”的建筑載體是“臺”。那么，兩千多年前趙武靈王修筑的叢臺，究竟有多高？
北宋著名詞人賀鑄在其《慶湖遺老詩集》的《叢臺歌》序中指出：“按《邯鄲縣譜》，叢臺趙武靈王筑，起地三百尺，今故址猶十仭，在縣中東北隅。”
按戰國時期一尺約合23厘米，叢臺“起地三百尺”，有六七十米。如果這一記載準確，叢臺可謂戰國時期的“摩天建筑”了。
而且，史籍中還有“連聚非一，故名叢臺”“上有雪洞、天橋諸景”的記載，可見當時的叢臺可能不是一座孤臺，而是一處由多座相互連接的高臺建筑群。同時，考古工作者在叢臺周圍發現幾處夯土臺遺址，推測很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叢臺遺址。
(資料圖片)
東漢末年，隨著古都邯鄲的衰微，在河北崛起了第二座中心城市——鄴城（今邯鄲臨漳一帶）。自曹魏到隋朝四百余年間，鄴城先后為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都城。
而當時鄴城的標志性建筑，便是魏武帝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建安十八年（210年-213年）修建的鄴城三臺——銅雀臺、金虎臺、冰井臺。
在今天的邯鄲臨漳縣三臺村，辟有鄴城銅雀三臺遺址公園。
因為漳河的泛濫，鄴城遺址遭受破壞，如今地面上的遺存幾乎蕩然無存。
遺址公園的三臺模型展館中，再現了鄴城三臺昔日恢宏的建筑格局。
三座高臺以鄴北城的西城墻為基，南北直線縱列，銅雀臺居中，其北為冰井臺，南為金虎臺。三臺中間相隔六十多步，之間有浮橋式閣道相連，兩橋一寬一窄，稱為大橋和小橋。
二橋“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唐代詩人杜牧借二橋的諧音，寫出了“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著名詩句。
據左思《魏都賦》記載，“銅雀臺基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間；金虎臺基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間；冰井臺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豎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煤炭，又有糧倉和鹽窖，以備不虞。有冰三室，與涼殿均有閣道相通。”
漢代一丈大約2.4米，三臺中最高的銅雀臺，不算臺上建筑，僅臺基就24米。
中國古代的高臺建筑肇始于商周，成長于春秋、戰國，至秦漢日趨成熟。
高而平，一般為方形，夯土建筑，這是我國戰漢時期高臺建筑的典型特征。這些巍峨聳立的高臺建筑，在當時是國家強盛、王權威嚴的象征。
邯鄲臨漳鄴城銅雀三臺遺址公園的金鳳臺遺址。 河北日報資料片
文化活動的“舞臺”
如此高大雄偉的高臺建筑，究竟發揮什么作用？
根據文獻的記載和考古遺址，這些高臺建筑是當時上層統治者和貴族飲宴作賦、賞賜儀式、祭祀等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
鄴城三臺建成之初，曹操就曾率領曹丕、曹植等諸子登樓，使各為賦。
曹植著名的《銅雀臺賦》中這樣描述了三臺的巍峨壯觀：“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關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曹丕《登臺賦并序》謂：“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嫻。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郁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從“建高門之嵯峨兮”“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等描寫中，我們能想見三臺的雄姿。同時，曹丕的《芙蓉池作》“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銅雀園詩》中“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曹植的《公宴詩》中“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劉楨的《西園公宴》中“永日有游戲，歡樂尤未央”等詩句，又為我們再現了鄴城三臺夜以繼日宴饗賓客，文人雅士吟詩作賦的盛況。
東漢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學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劉楨、陳琳、徐干、蔡文姬、邯鄲淳等，聚集在銅雀臺，用自己的筆直抒胸襟，慷慨任氣，抒發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憫時悼亂，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群眾的悲慘生活，掀起了我國詩歌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個高潮。由于其時正是漢獻帝建安年間，故后世稱為“建安文學”。
很多后世研究者認為，銅雀臺與“建安文學”有著不解之緣，甚至將銅雀臺定位建安文學的發祥地。
而當這一派文化繁榮、歌舞升平的景象遠去，后世的文人也在詩中留下了懷念、傷感和嘆息。
宋代的邯鄲城，在經歷了宋金戰爭的兵燹后，經濟蕭條、人口流遷、田園荒蕪，此時的叢臺已經荒草萋萋，一片頹敗。宋代文人曾覿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出使金國時路過邯鄲，在其《憶秦娥·邯鄲道上望叢臺有感》寫道：“叢臺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跡”。
在高臺之上，還曾舉行過如今已經消失的賜冰儀式。
這就要說到鄴城三臺之一的冰井臺。
左思《魏都賦》記載：“鄴城冰井臺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豎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煤炭，又有糧倉和鹽窖，以備不虞。有冰三室，與涼殿均有閣道相通。”
據記載，后趙時三臺華麗之極，甚于曹魏，皇家在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
除了飲酒賦詩、賜冰等活動，高臺還在一段時期承擔了宗教祭祀的功能。
曹操病逝洛陽后，立遺囑，“吾死之后，葬于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余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臺上施六尺床，下施幃帳，朝脯上酒脯米長備之屬，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前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自此，三臺又成為一個祭祀場所，可以想見，祭祀儀式在如此雄偉的高臺上舉行，隆重而威嚴。
到了北朝時期，佛教大盛，境內寺塔林立，僧尼總數超過二百萬人。《歷代三寶記》記載“（高洋）受東魏禪稱齊，仍即都鄴……沙門二百余萬，寺塔出三十千。”《法苑珠林》亦載：“天統二年三月，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圣寺。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圣寺。”由此可知，北齊后期鄴城三臺已劃入寺廟，用以供奉佛祖。
邯鄲臨漳鄴城銅雀三臺遺址公園。河北日報資料片
軍事功能的要點
在戰漢時期，修建高臺是耗資巨大的重大工程。高臺所承擔的功能使命也就不僅僅是文化祭祀等活動這么簡單，高臺所發揮的軍事功能至關重要。
例如叢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是邯鄲城的制高點，發揮著監敵瞭望等軍事功能。
秦統一六國后，戰國趙王城遭到了秦國的平毀，故在西漢趙國封立后，將戰國趙王的園囿作為了王宮。所以，這時的叢臺變成了趙王宮的一座重要建筑。
據《漢書·鄒陽傳》記載，“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意思是說，在漢初趙國最盛之時，身穿盛裝的武士云集于叢臺之下。
這說明在西漢早期，叢臺經常舉行諸如武士云集的各種政治軍事活動，這里是趙國的一處政治軍事活動中心。
在西漢末年的戰亂中，叢臺還曾“置酒高會”，擺設“鴻門宴”，成為軍事行動的策劃地。
王郎于更始元年（23年）十二月在邯鄲稱帝。次年春，劉秀奉命率軍攻破邯鄲，斬殺了王郎。這次攻邯是劉秀與謝躬的聯合行動，兩軍又“分城而處”，相互戒備。于是，劉秀“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馬）武登叢臺。”劉秀于叢臺擺設“鴻門宴”，意在謀害謝躬，因意外而未能得逞，但劉秀又利用這個機會拉攏了馬武。
由此，“置酒高會”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歷史典故。
明朝嘉靖年間，為了發揮軍事功能，叢臺還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建。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兵備副使楊彝因見叢臺“距城不尋丈，其勢峨然出城表”，便把叢臺與邯鄲的城墻連接起來，還在最高處增建了“據勝亭”，意為防御據此者勝。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邯鄲知縣董威又借修城之機，擴建連接叢臺與城墻的這段甬道，使“其闊遂與臺相等”。
同樣，鄴城三臺東側為武庫、馬場，北側冰井臺內囤積糧食、食鹽和煤炭等軍備物資，因此也在軍事、政治上有重大作用，表現在瞭望監視，威懾防衛等。
酈道元的《水經注·濁漳水》中就曾記載，曹操站在銅雀臺上，及時望見了前來通報嚴才造反之事的王修。
“建安二十三年，嚴才造反，與其徒屬攻掖門，奉常王修聞變，趕不及車馬到來，將屬官步行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之曰，此來必王叔治也。相國鐘繇對王修說：‘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王修答：‘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為美談。”
北齊時期，三臺還曾是處死囚犯、梟首示眾的場所。
令狐德棻的《周書·尉遲迥傳》記載，文宣帝高洋登金鳳臺，召太子手刃囚犯，太子膽小戰栗，被文宣痛毆至遲鈍。又在三臺大光殿，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于死。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也以近似方式誅殺元魏宗室，讓他們從臺上乘紙鳶或用席作翅膀飛向臺下，不死的免其罪，從臺上摔死的達百余人。
在高臺之上處罰敵人和囚犯，使其從高處落下，即使身在遠處的民眾也能望見。以這樣殘酷的方式行刑，示眾效應更為明顯，加劇了對民眾的震懾。
臺這一建筑形式，從前國家時期的圖騰柱、男權信仰、山陵崇拜等中演變而來，在戰漢時期走向興盛，在唐代之后，又向宗廟、陵墓、城墻、望樓等與臺有近似政治、軍事和文化功能的建筑演化而去，最終消失在歷史之中。（郭濟橋、郝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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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賢若渴的“黃金臺”佳話
在河北，家喻戶曉的高臺建筑除了叢臺和鄴城三臺，還有戰國時期成就了燕昭王求賢若渴英名的“黃金臺”。
根據《資治通鑒》記載，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為了振興燕國，采納郭隗的建議，拜郭隗為師，聽郭隗講“千金買馬骨”的故事，并為其修筑了一座黃金臺，經常來此受業，在黃金臺上置千金，廣招天下賢士。不久，樂毅從魏國動身，鄒衍從齊國出發，劇辛從趙國啟程，各國的賢才紛紛奔向燕國。
值得注意的是，自戰國燕昭王為郭隗筑宮開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文獻記載中并未出現和使用“黃金臺”的名稱，而是經歷了由“筑宮”到“筑臺”，再到“黃金臺”的演變過程。因此，明人曾指出：“黃金臺名，后人擬名也；其地，后人擬地也。”
可見，“黃金臺”稱謂的出現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演變。
“黃金臺”之名首次出現于南朝，在鮑照《代放歌行》中：“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詩仙李白曾想象“黃金臺”的盛況：“燕昭延郭隗，遂筑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李賀在《雁門太守行》中寫道：“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元代《南城詠古》詩十六首：“落日燕城下，高臺草樹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
除了詩詞文學外，史籍中也有零星記載，《戰國策·趙策》和《史記》分別記載：“(燕昭）王為隗筑宮而師之……”“改筑宮而師之”。
但這座廣為傳頌的“黃金臺”究竟在哪里？
根據史籍記載，黃金臺選址于燕下都的宮殿區內。但由于年代久遠，黃金臺宮殿的原貌在北魏時便已不復，酈道元也僅能憑借其基構尋訪記述。北魏以后，黃金臺又經歷代損毀，至明人鐘芳再次探訪時，已是“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因此，燕昭王所筑的黃金臺已無地上蹤跡，早已被淹沒在了地表之下。
再加上歷史上燕國曾多次遷都，并曾一度實行多都制。黃金臺選址于燕國的哪座都城，在考古界至今存在爭議。目前，有保定定興陳村的“金臺陳村”，燕下都內的“張公臺”，武陽城被稱為“大金臺”，滿城東10公里處的“金臺”，燕上都薊（今北京一帶）等多種說法。
盡管如此，黃金臺代表著燕昭王重視人才的施政策略和勵精圖治的遠大胸懷，其文化內涵與精神象征歷代流傳，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詩詞歌賦等文學作品，成為燕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人對于“黃金臺”原址的推測、考察乃至于爭論，也都是源自對黃金臺文化的熱愛和推崇。
盡管距今兩千余年，“黃金臺”早已被深埋于地下，但其精神與文化卻成為永恒。（文/河北日報記者李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