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當時還是青年學者的姚洋出版了一本評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斯（Douglass C.North）的書《制度與效率》，隨后在2005年與韋森、汪丁丁共同出版《制度經濟學三人談》。二十年后，《制度與效率》修訂再版，改名為《制度與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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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院長，擔任《經濟學（季刊）》等期刊主編。
采寫｜羅東
制度的時間性：歷史是有意義的
新京報：在諾斯出版的主要時期，他的思考有變化。從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興起》（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到1990年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再到2009年的《暴力與社會秩序》（與約翰·瓦利斯、巴里·韋格斯特等人合著），他在方法論上放棄了早期對新古典主義的追求，轉向借鑒或者說借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內容，并綜合了更多非經濟因素，思考也更開闊了。但他再也無法像他起初那樣提供嚴謹的解釋框架。這是否是這種嘗試的必然命運？
姚洋：諾斯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界。在政治學、社會學甚至包括法學等領域，都有他的影響。他們都了解他，而且也用他的框架來研究本專業的問題。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與他一開始的方法論是有關系的。他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方法分析制度的演進和功能，能給大家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但后來，他開始用更大的框架講述人類制度。的確像你說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更接近現實了，因為現實要比他早年分析的那種框架復雜得多，然而，越接近現實，要考慮的因素就越多，那么理論的說服力就要下降。而考慮單個因素，理論就比較容易一體化。
更大的問題在于，理論的說服力下降了，而他在建議上反倒表現得更強烈。這大概是他后期工作另一個很大的矛盾。他區分出“限制性秩序”和“開放性秩序”，拿著它們概括所有國家，讀下來，至少對中國讀者來說會發現離現實反而比較遠。除此外，還通過世界銀行推廣他們的理論，指導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我認為這就更成問題了。
新京報：你和他交談過這個矛盾嗎？
姚洋：我沒有就《暴力與社會秩序》這本書問過他。不過我（能）感覺，他們還是有一種以西方標準來“套”其他國家的傾向。現在是新制度經濟學或叫新政治經濟學風頭人物的德隆·阿西莫格魯，基本上繼承了諾斯的說法，當然換了個詞，叫“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我總覺得這會阻礙制度研究和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因為你已經確定世界上只有兩種制度，其他人只需要往里面“套”，這就把許多細節給遮蓋了。
新京報：這可能也是一個歷史或時間哲學問題。“線性時間觀”有它的局限。
姚洋：因為用線性思維思考問題是容易的。這是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一種關于社會進步的觀念，包括我們以前學經典的馬克思理論，也是線性思維。中國傳統里沒有這種關系。
新京報：在傳統中國社會，即便是外域傳來的佛教其時間也不是線性的，而是循環的，當然它的循環是講來世。
姚洋：儒家沒有佛教的來世，就活在現世。那么現世是不是一直在“進步”呢？儒家也沒有說。但儒家告訴我們，把今天做好最重要。
其實在西方，你也能看到一些非線性時間。政治學和社會學有一個領域叫作“the diversity of capitalism”，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多樣性。資本主義是關于生產組織的形式，按理說它是技術性的——最終檢驗一個生產組織形式優劣的是它的成效，沒有效率的組織形式被淘汰，包括我們曾經的計劃經濟最后被淘汰掉也是一樣的邏輯——如果這都有“diverse”，那么制度更該是多樣的。因為制度與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哲學高度相關，它不光服務經濟增長，還要服務人，服務文化和心理等。用二分法來分制度肯定會出錯。諾斯他們在《暴力與社會秩序》書中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又說，從“限制性秩序”到“開放性秩序”有一個中間狀態，這等于為他的二分法解釋框架打了補丁。本來他想說的是，限制性制度不可能有經濟發展，但是好像有一些卻是發展起來了。這說明諾斯本人也不是那么自信。
新京報：但諾斯也講歷史是有意義的。他起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論西方經濟世界如何興起，此后把時間拉長，去思考前現代甚至更早的歷史。你如何看待他本人的歷史意識？
姚洋：他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的演講就是這個態度，我記得他開篇就說“history maters”，我挺吃驚的。他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說的許多觀點剛好反過來，而在這期間，也就是1990年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雖然在拓展前面的看法，但基本上還是在說歷史和制度的演進是連續的。《暴力與社會秩序》還有另外兩位合作者，也許是受了做政治學研究的影響。
經濟學的限度：制度是一個故事
新京報：讓我們回到《制度與經濟增長》。2002年初版時，這本書叫《制度與效率》，修訂再版沒有用“效率”。全書前半部分梳理諾斯比較重要的幾個概念工具，再版也刪去了效率這一塊。
姚洋：現在，效率可能對大家來說已經相當熟悉了。
《制度與經濟增長》作者：姚洋。版本：貝頁·文匯出版社2022年8月。
新京報：“交易成本”是保留的。威廉姆森重講科斯（Ronald H.Coase）時，把這一概念在經濟學中的意義比喻為物理學的摩擦力。你如何評價諾斯將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運用到制度分析上？
姚洋：科斯老先生一生寫的文章很少，是很奇特的經濟學家。他的交易成本后來用到了制度分析上，和科斯定理是高度相關的。
科斯定理是說，沒有交易成本，產權定義也明晰，那么產權歸屬于誰，對于社會效率來說是無關的。之所以沒有影響，是因為可以談判。舉個典型的例子，一列火車要開過森林，需要建鐵路線，假如鐵路線的收益是a，森林的損失是b，a大于b，社會的收益為正，這個時候產權歸屬于誰沒關系。如果產權歸屬于森林使用者，火車的擁有者去談判，用a減去b多余的部分去補償。假如交易成本為零，談判不需要任何成本，假如需要很高的成本，這種對社會有利的收益安排就不會出現。從這個角度理解，制度的目的就是降低、消除交易成本。所以諾斯把科斯定理的這部分延伸應用到制度分析上來。
諾斯的分析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許多問題都沒有解決。制度不僅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國內很多人對這有誤會。確實，我們的改革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從根本上說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防止人的機會主義。每個人都帶有機會主義，在沒有制度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想盡辦法偷搶別人的財產，每個人也都想盡辦法防止被偷搶，也就是霍布斯的叢林，或者說是準霍布斯的叢林，那么不可能建立一個良序的社會。這是我們的生物性決定的。
交易成本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威廉姆斯做的比較微觀的企業研究里，應用得更多一些。所以我對諾斯有批評，他拿交易成本來解釋一切。為什么無效的制度能永遠存在下去，因為有交易成本。包括阿西莫格魯后來也推論，為什么好的制度沒有涌現出來，也是因為交易成本。他多加了一個承諾問題，贏家沒有辦法有效地讓輸家相信“我贏了之后會補償你”，所以輸家永遠會反抗，也就有所謂可信承諾的問題。這種分析當然也不能說沒意義，它能解釋很多東西。
新京報：你對阿西莫格魯等新派人物的分析用了不少篇章，書的副標題也取名“與新制度經濟學對話”，不過我讀之后的感受是，在新舊兩種制度經濟學之間，你好像更欣賞老的制度經濟學？
姚洋：這可能是我的偏見，因為我博士是在威斯康星大學畢業，這曾是老制度經濟學的大本營。但老制度經濟學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洞見，而新制度經濟學把這些洞見給忘了，它把制度的“功能性”這個點抽出來，成本-收益也確實最適合分析功能，不過這就沒法講分配功能，而老制度經濟學派就強調制度的分配。這個也很重要，其實這也是制度起源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的確就像諾斯說的，老制度經濟學沒有分析工具，只能停留在文字描述上，傳承不了，無法發展下去。這是它的問題。但它的批判和反思是更強的。
新京報：現代經濟學似乎特別忌諱“不能測量”。不能測量的，就不能研究。
姚洋：如果沒有測量，大家都只能原地踏步。你跟他說，“你這樣說好像不對”，他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是另外一個意思”。經濟學也逃不掉。這是學術研究的一種困境，一種張力吧。
我個人總覺得，經濟學不是科學。科學需要現實來檢驗，我們過不了那一關。但我能說哪個（解釋）大概是最好的，否則神學也可以成為科學。經濟學是從現實中抽象一個理論來講一個故事，并希望通過這個故事去影響別人。我們無法像物理學描述這個世界那樣去描述制度，只能從制度演進和制度作用中提煉出一些思想，然后去告訴別人一個關于制度演進或制度作用的故事。
作者/羅東
編輯/宮子、劉亞光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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