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經濟增長還是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中國仍然需要城市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下行還沒有到底，下行的壓力仍在增大，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資，所創造的投資空間正是經濟增長所需要的。盡管城市化不見得是為了GDP，但城市化必然會帶來GDP。從前以GDP主義為主導思想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確出現了大問題，但在任何意義上，這并不意味著城市化就不需要了。
在實際層面上，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在城市化方面面臨巨大的挑戰。一方面，需要大力推進城市化，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的需要。中國距離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還有14個百分點，即使在現有的城市人口中，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人口仍然是農民身份，這些人口都需要進一步的城市化來加以消化。
再者，總體上說，中國仍然處于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階段，很多農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們會繼續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國初期爆發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經過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數量意義上的城市化，而應當是質量城市化。如何推進質量城市化呢?這要求人們更新城市化的思路。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幾個大的問題。
首先，從資源高度集中轉型到資源相對分散。分散化當然不是說簡單地在各個城市之間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實現均衡的發展。現在優質資源過度集中，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有些城市吃得太飽，而另一些城市停留在吃不飽的狀態，至少可以把巨大的浪費這部分，轉移到那些吃不飽的城市中去。
這方面可以從毛澤東時代的“三線”建設中學到經驗和教訓。“三線計劃”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在不同區域之間分配經濟資源。不管如何評說，“三線計劃”對中國的工業從沿海到內地的擴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如果僅僅讓市場來發揮作用，中國的工業一直會集中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同樣，如果行政權力不介入，今天也很難在城市之間重新分配資源。實際上，優質資源集中在少數大城市本身，就是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
這說明，資源的分散也同樣要通過行政的干預。這需要一次新的“三線”建設計劃。例如，完全可以把一些壟斷性國有企業撤離一線城市，分散到全國的三四線城市，這樣可以加速三四線城市化建設，同時緩解現在超大城市所面臨的無窮的壓力。
須對城市進行結構性改革
要實現資源的有效分散，必須花大力氣對城市進行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要處理好一線城市和二線、三線、四線城市之間的關系。既然一線城市已經發展過度，集中了太多的優質資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費，今后城市化的重點就需要放在二、三、四線城市和城鎮，即二線+三線+四線+城鎮化，資源需要大力向這些城市傾斜。
理想地說，應當取消城市的行政級別。城市行政級別的存在產生了很多問題。從資源配置角度來說，行政級別的存在大大加劇了城市的分化，也是社會的分化。一個城市所能夠獲取的資源，取決于其行政級別，級別越高，其所能獲得的資源就越多;反之，級別越低，其所能獲得的資源就越少。如果行政級別不能取消，就要尋找以其他方式來改變資源分配方式。上面提到的把壟斷性國有企業遷移到三線、四線城市是一個方法。
此外，優質學校(中學和大學)、研究院、醫院、養老院等機構如果不能遷移，也可以到三線、四線城市設立分支機構和分部。這些企業和組織現在既得利益已經是根深蒂固，要把它們遷移到三四線城市可能會遇到巨大的阻力。也就是說，原來那種大規模遷移到“三線”的方式已經行不通了。但是，可以設計新的方法來進行，要求這些機構在三線、四線設立分部，而工作人員可以在體制內循環。
例如，這些人仍然可以保留大城市的戶口，也可以把家留在大城市，但可以規定每隔幾年需要到三四線城市工作一段時間。當然，更可以鼓勵那些自愿的員工去三四線城市工作。在同一個省市自治區內部，一些可以加以分散的政府工作機構，也可以遷移到三線、四線城市。類似這樣的方法，可以逐漸實現城市的均衡發展。
其次，實現從數量城市化到質量城市化的轉型。一線城市盡管在數量上得到了快速發展，也集中了優質資源，但城市的基礎設施仍然很脆弱。供暖系統、排水系統、防火系統、綠化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善空間。尤其是排水系統，很多城市一發大水，街道就變成了河流，經常給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社會服務類的空間更巨大，例如停車場、體育館、幼兒園、養老機構等嚴重缺失。沒有足夠的停車場，整個小區、街道變成了停車場，既不美觀，也不安全。此外，體育設施的缺乏，對人民的健康不利。
在新加坡，每一小區都有停車場、體育館、幼兒園等。這些機構既是政府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平臺，也是政府治理管理社會的平臺。必須意識到，這些領域的建設可以消化大量的過剩產能，質量化城市建設，可以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大提升城市的質量。
三線、四線的基礎設施建設更為重要，更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老百姓拼命涌向大城市，就是因為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優越，而大城市的人口不想到三線、四線城市工作，就是因為那里的基礎設施實在太落后。現在的三線、四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只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領域，例如公路、高鐵、橋梁、電力、煤氣等。這些遠遠不夠，這些城市需要好的醫院、學校、養老院等社會服務機構。三線、四線城市基礎設施的提升，有助于人口從一線城市的轉移和分散。
第三，重新設計城鎮化思路和路徑。從世界范圍來說，城市化最終的結局是富人的鄉下、窮人的城市。城市化到了65%至70%水平的時候，就會出現逆城市化現象，也就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富人和上層中產想往鄉村移動。在歐洲，大部分中產階層居住在小鄉鎮上。例如，德國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萬人左右的小鎮上。
在中國，城鎮化主要是為了解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問題。因為不想讓農民跑到大城市來，所以想通過小城鎮建設把他們留在城鎮。對地方政府來說，發展小城鎮主要還是為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GDP的增長。應當說，解決農村人口問題的意向是正確的，但思路有待改進。
在世界范圍內，城市平民都喜歡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居住，甚至工作，因為這才省錢。在過去很多年里，一些城市政府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建了很多廉租房，但并不受城市平民歡迎，就是因為這個道理。鄉鎮對沒有交通工具的農民來說沒有多少吸引力。同時，如果鄉鎮讓各級政府來建設，政府的財政負擔會大大加重。鄉鎮建設好的住房也不見得能夠賣得掉，因為只有農民是消費者。
實際上，鄉鎮建設應當為中產階層以上的人口做準備，這個群體也應當是鄉鎮建設的主體。現在的問題是不容許富人和城市上層中產階層到鄉鎮建房，因為這涉及鄉鎮的土地問題，往往是集體土地所有制。一個可以施行的辦法，就是政府容許農民的宅基地自由流轉和買賣，同時政府對鄉鎮住房建設進行嚴格的規劃和規制。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應當容許和鼓勵富人和城市居民到鄉鎮建設自己的住房。
仍有近5億人口會生活在農村
更為重要的是要進行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家70%的城市化水平，中國仍然有近5億人口會生活在農村。而且這個龐大的群體中，很多不再是農民工一代、二代，而是三代之后。他們當中很多可能在城市出生和生活，盡管保留著農民的身份，但已經很難再回到傳統農村生活。
鑒于中國農村人口龐大，很難想象都可以實現城市化，因此，農村的現代化不可避免。但農村的現代化必須建立在對農村的了解之上，不可一刀切。過去那種盲目地發展鄉鎮、把農民趕上樓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必須加以改變。一些大的村落可以建設成城鎮，尤其特色鎮，而小的村落可以相對集中一些。
同時，和城市建設一樣，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力加強。一些農民尤其是農民工二代回到農村之后，仍然想過城市那樣的生活，但因為農村沒有像城市那樣的基礎設施，還得自己動手造這些基礎設施，例如衛生設施、暖氣、空調等等。沒有任何規制，往往造成土地的浪費、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這和歐洲的鄉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很顯然，這應當是政府的責任，要讓千千萬萬個體農民來承擔這些責任幾乎不可能。也應當認識到，農村的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
和小城鎮建設那樣，也要通過農民宅基地的流轉和買賣，容許和鼓勵富人和城市中產階層到農村購置房屋，到農村生活。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各級政府也重視農村發展，但農村總體上一直處于衰落狀態。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村的發展是單向道，只有農民的流出，而沒有城市人口的流入。
現在的一般情形是這樣的：農民一旦有了錢，就想離開農村到城市購置房產;一旦有了機會，就會離開農村去城市生活。人性所趨，這種局面今后不會得到改變。但同時，因為土地制度等政策因素的限制，城市人口幾乎不可能回到農村，城市資本到不了農村。這樣就造成了農村“只出不進”的局面，在“只出不進”的情況下，不管政府多么努力來發展農村，農村的衰敗不可避免。
如果容許城市人口到農村生活，農村本身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都會得到改變。為城市人口提供服務的服務業、學校、交通、通信等馬上會得到改變。這可以從歐美農村的發展獲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總之，城市化不能光講經濟效益和工程的可能性，還要有政治和社會大局。單純經濟因素主導的城市化，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更回避了中國社會政治安全問題和國際層面的國家安全問題。
中國如果要繼續推進城市化，首先必須總結以往GDP主義指導下城市化的經驗教訓，更新城市化的思路，重新設計城市化的方式和路徑。只有這樣，中國的城市化才會走上健康的道路，才是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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