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都宮城西墻遠景。
元中都宮城西墻。
琉璃鴟吻。
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
在湮沒于歷史烽煙700多年后，2017年12月2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地處塞外邊城張家口的元中都遺址最終入選，成為我省歷史上首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這一刻，對于我省文物考古和保護工作，無疑具有里程碑式意義。那么，元中都遺址如何實現了河北零的突破成功入選?圍繞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等環節，我省究竟做了哪些工作?這些工作，對今后我省的文物考古和保護利用有哪些借鑒意義?
“活化石”：見證元代遺失的都城
若干年后，考古學者張春長已垂垂老矣，當他再回憶起2017年12月2日早晨時，除了寒冷的北風，可能就是這句話：“元中都遺址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老兄，你威武了!”
威武這個詞，從來和瘦弱的張春長不沾邊。但那天清早，當一身臟泥的張春長拖著疲憊的身軀爬出行唐故郡探方，見到這條故友發來的短信時，他突然間覺得自己真的很威武，想大哭想大笑。然而，不擅言談的他還是壓住內心的激動，靜靜地抽了一根煙，然后背靠土壟發了一條朋友圈，僅僅寫了這樣一句話：
“那個曾經荒涼的地方，曾經和我有點兒關系。”
煙花易冷，往事隨風。“荒涼的地方”俗稱“白城子”，也就是如今世人所熟知的張家口市張北縣饅頭營鄉元中都遺址。而那個“曾經”，其實整整耗費了以任亞珊、張春長為領隊的考古隊員們長達十年的青春。“從30歲出頭，一直到40來歲，我們那一批人最寶貴的光陰，全融在了那個荒草漠漠、冰雪覆蓋的邊陲之地。”張春長目光中閃著淚和笑。
這不是一般的發掘，是我國考古歷史上少有的“主動性發掘”，而之所以“主動”，其實正是為了尋覓和論證一個草原民族所建王朝遺失的都城。都城，對于一個王朝和國家的意義，已無須贅述，如長安城之于漢唐、汴京和杭州之于趙宋、北京城之于明清。但這些都城及其建筑在后世考古學、歷史學、建筑學上來說，存在一個為常人所不熟悉的難點，即文化層疊加。換言之，很難嚴格界定那些遺存及建筑的確切年代和演變歷程。
比如目前正在進行考古挖掘的正定開元寺南廣場遺址，盡管出土了不少器物，但文化層太過豐厚，至少涉及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個歷史時期的連續文化層疊壓。而這些信息，唯有進行真正發掘才能提取出來，并且需要仔細分析考證才能逐步弄清楚其演變真相，還原正定古城城池逐漸擴建演變過程。
這個工作是漫長而艱辛的。那么，有沒有這樣一座城，既歷史地位重要，又信息明確單純，同時能夠準確反映中國古代都城的營造制度呢?很顯然，是元中都。
據《元史》記載：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皇帝元武宗孛兒只斤·海山，在旺兀察都肇建元中都，與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一帶)并稱“三都”，存世五十多年后被燒毀。
不到一年就編纂完成的《元史》，其粗糙眾所周知，許多地方記載模糊，甚至錯誤。再加上元代本身的史料就少，所以后世已不知所謂“旺兀察都”在哪兒，明清兩代地方志的記載更是以訛傳訛。“白城子”就這么湮沒消失在歷史中。
元中都遺址被重新發現的過程極具偶然性和戲劇性，而爭議更是不斷。1997年，關于“白城子”就是元中都的爭論到達頂峰。當年7月，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著名考古學家宿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省文物局副局長劉世樞、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長任亞珊等前往“白城子”進行了實地考察。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省一批風華正茂的考古工作者匯聚壩上，扎根荒野，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考古發掘。
“城大致是方正的，坐北朝南，宮城內有一些微微鼓出地面的土包，以高臺為中心、南北為軸線對稱排列。”回憶起初次駐足這片廢墟時的情景，張春長說，中國古代宮殿建筑的設計思想是“天子中而處”“以高為貴”，“站在臺上眺望，不僅觀風看水望地勢，甚至追著大雁看，我突然有種奇妙感覺，此乃形勝之地，絕非尋常所在”。
此后的考古發掘證明，張春長當時立足之地就是元中都宮城正殿——一號大殿的基址所在。而經過漫長的勘探、測繪，考古人員進一步確定，白城子的城墻由內向外由宮城、皇城、郭城(外城)三重城墻相套而成。“三重城墻，是只有都城才能采用的、等級最高的城市規格。建筑對稱布局，是古代中原都城建造的傳統。”張春長說，雖然都是都城等級，但元中都與元大都的規模相差甚遠，與位于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的元上都卻基本相當，“作為陪都，其規模和環境與上都相似，這是合乎禮法規制的。”
而隨著考古的深入，一種在元代考古發掘中前所未見的角臺結構顯露出來——角樓臺基平面呈曲尺形、從宮城西南角起向東向北呈三級縮折后分別與宮城的南墻和西墻連接。這就是傳說中的“三出闕”結構，源于漢唐流行的建筑形制。而更重要的是，“三出闕”是闕制中的最高等級，是“天子之制”，即顯示其天下獨尊的標志性建筑形制，這再次為證實白城子為元中都遺址提供了有力論據。
“元中都考古發掘是我省在壩上地區進行的首次考古發掘，成果非常豐厚。”張春長說，作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又返回草原所建的都城，元中都可謂上承宋金、下啟明清，對于了解我國古代都城制度的淵源演變極為重要。同時，這畢竟是一個由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都城，從選址到都城設計的細節，都受到草原文化的影響，“可稱之為元代都城‘活化石’，是研究元代都城的珍貴考古實料，匯聚草原和農耕兩大文明，尤其在研究元代都城建設理念、城市制度、建筑特征以及雕塑工藝方面的標本作用，無可替代。”
“破謎團”：揭開元代宮廷那撲朔迷離一頁
曾經參與修復元中都遺址一號大殿的省古代建筑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劉國賓，最近正在讀海子的詩，其中一句令他特別有感觸：“群山正在下雪，山坳中梅樹流淌著今年冬天的血，無人知道的，寂靜的鮮血。”12月5日，劉國賓對記者說，海子這句詩令他想起元中都的前世今生。
已有三座都城(哈剌和林、上都、大都)，為何還要興建一座?草原廣袤，為何選址于此?短短四年，因何又遭廢棄?從都城到行宮，它經歷了什么?兄終弟及，叔侄相承，這座城池里上演了什么?最后又被何人付之一炬?是真被燒毀了嗎?
北方游牧民族歷史文化研究是一個世界性課題。北方游牧民族在歷史上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蒙古民族，曾經縱橫萬里，大大影響了歐亞大陸的歷史進程。如果說，元中都考古發掘最重要的意義在于確定了元中都所在地，并尋覓到古代都城營建及建制的“活化石”，那么更為久遠而吸引人的則是填補了史料空白，彌補了歷史空缺，印證了關于元代歷史的諸多傳說，為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走出了堅實一步。
“大元”這個國號，是郭守敬的師傅劉秉忠根據《易經》中“大哉乾元”的意思提出的。劉秉忠，是元朝政治體制最主要的設計者，也是元上都、元大都兩座都城的設計者。但元朝歷史，由于文字起源落后，政權存在時間短等問題，導致始終撲朔迷離。
1307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孫孛兒只斤·海山繼位，世稱元武宗。僅僅登基10來天后，他就一紙詔書，在今張北縣建立新都城。為何?
元代汗位繼承，是一種蒙漢雜糅的方式——嫡長子繼承與“忽里臺”大會公推大汗的雙軌制。前者，是自上而下指定，后者，是諸王自下而上推選。這一成吉思汗確立的皇位“雙保險”，往往會“不保險”，因為最終是軍事實力決定候選人。長期鎮守漠北的海山，是靠軍隊和漠北諸王的推戴奪得的政權。但當時的大都，是其帝位競爭對手、弟弟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勢力范圍。
為了避免兄弟相斗，雙方約定皇位“兄終弟及”“叔侄相承”，而史書則美飾為“武仁授受”。然而僅四年后，從大都傳來了“帝崩于玉德殿”的消息。武宗的弟弟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繼位，是為元仁宗，并立即宣布“罷城中都”“還中都所占民田”。就這樣，尚未投入使用的元中都終止了成為帝都的命運，繼而降格成為皇家行宮。
冷落的中都，后代皇帝偶有巡幸，如泰定帝至治三年(1323年)在此做了一次佛事，打了一次獵。其真正的衰敗其實從“武仁授受”之際就埋下伏筆。天歷二年(1329年)，已稱帝的文宗圖帖睦爾與其兄和世王束
產生爭斗，兩人皆為海山的兒子。文宗圖帖睦爾以將帝位讓給和世王束 為由，將之從漠北騙回，在元中都的行宮，上演了兄弟相殘的一幕。《元史》卷33《文宗紀二》載：“庚寅，明宗崩，帝入臨哭盡哀。燕鐵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還。”
兄弟相殘令文宗此生再無膽量巡幸中都。中都，就這樣凋零湮沒。
自此之后，歷朝歷代在草原地區都再沒建立過新的都城。那么，元中都究竟為何人所燒毀?“有說是紅巾軍燒毀的，但從考古的角度說，我們只能提供出元中都確有火燒的痕跡，從考古實物還沒有發現元中都是被何人焚毀的。”參與元中都考古發掘的第一任領隊任亞珊認為，至今這還是一個不解的歷史之謎。
但是，縱觀元代近百年歷史，元中都的肇興和湮沒有其必然性。當年，元朝官僚機構之膨脹和吏治之腐敗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中都工程不但耗資巨大，而且勞役繁重，“死于木石者甚多”。國庫告急，民怨沸天。“都城是王朝的心臟，地處草原的元中都在農業、經濟、文化、歷史層面底子都很薄，對全國的總控輻射能力先天不足，很難支撐起一個龐大的都城架構，即便作為都城起用，運行成本也會非常高。”張春長分析說。
“一座中都城，半部元朝史。”面對逐漸顯露真容的元中都，有學者如此激動地說。
所以，無論是仁宗罷城、還是文宗弒兄，元中都的廢棄與其說是政治斗爭的結果，不如說是歷史必然，這是一個夢幻般的錯誤，也成為草原都城史上帶有悲情色彩的絕唱。這座兼具農牧文明的元代都城雖只曇花一現，卻見證著大元王朝的國運中衰與皇族爭權的那段史實，印證了歷史上許多難解之謎，蘊含耐人尋味的歷史教益。
“立標桿”：引領我省文物保護發展工作
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是一對孿生兄弟。
元中都遺址發掘以來，2000年被列入“199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基于元中都遺址的重要性，在任亞珊、張春長等人埋頭挖掘了十年后，2008年省古代建筑所的劉國賓等人開始著手實施元中都遺址修復保護工程。他們沒想到，這個最初基于“保護好文物”“讓老百姓了解”的初步構想，會在后來的十年中逐漸奠定元中都遺址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基礎。
那么，什么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這個概念是在國家推進大遺址保護實踐進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這個概念進入文物保護領域，是在2000年國家文物局批復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中。2001年國家文物局《文物事業“十五”發展規劃和201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稱其為“大遺址保護展示園區”。2009年12月，國家文物局制訂《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將其正式定義為“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的示范意義的特定公共空間”。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文保概念，涉及經濟、文化、環保等多方面因素，要突出公益性。比如，大遺址編制保護規劃，就是單獨的遺址保護，是普遍性的，都需要編制。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必定是有條件的，是少數的，需要另申請立項，最后經過評定批準。”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告訴記者，具體條件中有兩條是硬指標：一是要有經省政府公布的文物保護規劃;二是要有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的長期考古計劃，并要專門編制符合保護規劃的遺址公園規劃。另外，還要編制《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設計書》《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可行性研究報告》《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和《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項目建設計劃書》。
在省文物局項目管理處，記者見到了剛剛從慈溪返回的賈金標副處長，從他手中獲取了一份材料，上邊詳細列出了為推動元中都遺址入選而展開的各項工程：
2009年，實施元中都一號大殿遺址實驗工程。
2013年，實施元中都一號大殿遺址保護工程。
2014年，實施元中都皇城南門、宮城西馬道和小廣場保護工程。
2015年，實施元中都宮城南門、西南角臺建筑遺址夯土保護及排水系統工程;元中都遺址環境整治工程。
2016年，實施元中都遺址宮城西城墻南段保護工程……
“通過實施這些保護工程，不僅使遺址本體得到有效保護，而且起到展示作用。”賈金標介紹，尤其是2013年元中都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后，河北省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成立元中都遺址保護區管理處，編制25人，設綜合辦公室、遺址開發科、遺址保護研究科、遺址規劃建設管理科，全面負責遺址保護開發的各項工作。同時，通過地方政府對遺址周邊環境進行整治綠化，建造停車場、服務中心、公廁等基礎設施;配套水網、電網、無線網、照明系統，還對遺址保護區的區界進行了標識，修建了圍欄，樹立了界碑界樁。
“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說到底就是為了讓文物活起來，讓文化根脈產生現實影響。對這座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定位，我們有一句話：意在可持續保護與研究，杜絕遺址公園化;重在有重點闡釋與展示，力保公園遺址化。”張立方說，遺址公園的建設要以秉承保護元中都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為原則，在文物保護的基礎上，科學展示考古信息和文物遺址信息，保持元中都遺址的歷史環境基本不變。以元中都遺址本體為核心，以周邊地區的草原、山水環境為依托，通過合理的游覽路線組織，串聯周邊地區的自然景觀與遺址點，將構建元中都遺址生態、文化、景觀大格局，最終達到集考古研究園、歷史文化園、生態觀光園、休閑娛樂園于一體的公園效果。
十年辛苦不尋常。魯迅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元中都遺址的考古發掘，是在走一條前人未走過的路。其文物修復和保護，依然如是。而入選乃至今后建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之路，又何嘗不是如此?
河北是文物大省，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一種肯定，但絕非終點。入選之后的路更長、任務更重。“目前，元中都遺址已能夠接待游客參觀，建立考古遺址公園的條件已完全具備，將分五期建設項目，項目總投資約3.87億元。”張立方說，單就考古和文物保護來說，今后我們還有一系列重要工作要做，比如對遺址周邊的墓葬區及窯址區進行勘探和發掘，掌握其特征;比如系統整理發表2013—2016年的調查、勘探發掘資料，展開多學科的研究……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沒有終點，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將在燕趙大地上看到更多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泥河灣、中山古城、趙王城、鄴城……我們可以盡情去穿越歷史，那肯定不只是夢想。
今天，我們站在隱蔽于茫茫原野的元代都城遺址，想象著這座塞北荒涼的孤城，曾經擁有過怎樣的豪華奢侈，以及它那如曇花綻放般的短暫歷史。如今，它作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將迎來更多的有緣人，為他們講述自己的傳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