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所從事工作的摯愛，會在舉手投足間表現出來。
楊舒棠就是這樣，作為一名戲曲編劇，說起戲眼神格外明亮，那瓷實而真實的滿足絕無修飾，說到興起處，忘我地輕敲著桌子低吟淺唱。
“血脈里附著京胡韻，心中跳動著鑼鼓音。夢里魂里都是戲，我是一個戲中人。”他寫出的《響九霄》被裴艷玲先生唱來了中國戲劇梅花大獎，獲得過2010年“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填補了河北在這一獎項的空白。他還有多部作品獲得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37部作品以京劇、河北梆子、評劇、老調、秦腔、眉戶劇等形式被搬上舞臺。
相比那些屢獲大獎的戲曲作品，人們很少了解幕后的編劇是誰。但楊舒棠享受的是在創作過程中，把自己的感悟和題材糅合一處后的直抵人心。
咬住每個字每句詞每出戲，他把戲寫到了“骨頭里”
楊舒棠(左一)與京劇《狼牙山》導演、作曲研究唱段
“蒼天茫茫，黃沙飛揚。宕河滔滔，綠水流長。駝鈴陣陣，搖過冬夏。絲路漫漫，踏碎風霜……”這段氣勢磅礴的唱詞，從楊舒棠的口中唱出，博得了旁聽者的一陣掌聲。
這是1月9日，石家莊市直機關第三幼兒園禮堂，國家一級編劇楊舒棠的講座現場。家長們很快就被深深吸引，剛坐下時拿出的手機不知不覺都被放回口袋。
很多家長并不是很了解，臺上這位妙趣橫生的主講人，在戲曲編劇圈早已拿遍國內大獎。被京劇大師裴艷玲唱響全國的《響九霄》，獲得過第十三屆文華大獎特別獎、中國戲劇梅花大獎，劇本更是獲得第三屆“中國戲劇獎·曹禺劇本獎提名獎”，楊舒棠就是劇本操刀人。
坐在記者對面的楊舒棠，隨便說起他寫過的一段戲，都能準確背出大段戲詞，講到興起處，會目眺遠方，輕打拍子，忘我地唱兩句。
“戲是我的天，戲是我的魂，戲是我的命，戲是我的根。”
這本是《響九霄》開場的第一段，是劇中人響九霄的真實寫照，也是扮演者裴艷玲的真實寫照，還是楊舒棠編劇生涯的真實寫照。
當初這幾句詞寫完后，楊舒棠反復讀了幾遍，自己初步滿意。“這段拿給裴先生看的時候，她說這詞把響九霄對藝術的追求寫到了骨頭里。”
按一般人的邏輯，這就圓滿了。可楊舒棠不是，他習慣跟著自己的劇本，看演員排練，邊看邊琢磨，還有哪能改進。
跟著跟著，楊舒棠聽出了“毛病”：“一開場，觀眾對響九霄這個人物還不了解，并不知道他對藝術的專注和癡迷，這時候就說‘戲是我的命’，會讓觀眾覺得突兀……”
找一個什么字來替換“命”字，還要體現出響九霄這個人物對戲曲的癡迷呢?
反復推敲，來回嘗試，最終，楊舒棠把第一個唱段里的“命”字，換成了“夢”字。“隨著劇情的層層遞進，這一唱段再次響起，這時候，再把‘戲是我的命’換回來，觀眾就能順勢被代入，順理成章地讓觀眾認可這個人物確實視戲如命。”
對每一個字精益求精，對每一部作品，更是精雕細琢。
寫戲寫得失魂落魄，在楊舒棠是家常便飯。為此，他到現在都不敢學開車——路上走神的毛病，甚至讓他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那回，他是騎著自行車從家到河北京劇院，一路上邊走邊想：手頭的劇本里有句詞，怎么寫更能反映人物特點?
“想著想著，突然之間，就看見一輛大卡車已經到跟前了!幸虧我有點舞臺底子，嗖一下從車上跳了下來，車子撞飛了，我的頭離卡車輪子也就一巴掌遠。我爬起來一看司機臉都黃了……”
2006年，楊舒棠應邀到甘肅創作，甘肅京劇院想請他把1979年版的名劇《絲路花雨》改編成一部京劇。
《絲路花雨》是一部民族舞劇，全劇沒有一句臺詞，當時已在世界舞臺上公演近30年，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這個基礎上編一部戲劇出來，無異于一次高難度的挑戰。
楊舒棠和甘肅當地的文化工作者，開著一輛越野車，沿著當年的絲綢之路走了11天。
“創作首先要深入生活底部。”楊舒棠回憶，采風之路不好走，吃喝就是后備廂里的面包和礦泉水，汽車把人顛得五臟六腑都要跳出來，走上四五個小時看不見一個村莊一戶人家。大風刮起黃沙，漫天飛舞，楊舒棠又激動又感慨，“古人沒有現代交通工具，是什么樣的動力讓他們在這條狼群出沒、土匪橫行、狂風肆虐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時值3月，大西北仍異常寒冷，地上的雪結成薄冰。一次，汽車在停駐了一會兒后，打不著火了。“司機點著樹枝來烤油箱，才發動著，不然當晚的低溫能把人凍死。”回憶當時的一幕，楊舒棠說，那一刻，幾句唱詞開始在心頭游走。
26天后，蘸著濃郁情感的京劇《絲路花雨》誕生了。
從臺前到幕后，戲從他的“夢”變成了他的“命”
已過耳順之年，如今楊舒棠每年還要寫幾個新本子，近5年就“砸”壞了3個鍵盤。
“你們記者也要寫東西，有沒有那種時刻，想到了一個好詞好句，自己會拍巴掌?”說起“寫東西”，楊舒棠熱切地等著跟記者共鳴。“我就這樣!好幾次半夜寫出一個好句子，自己也覺得帶勁兒，一巴掌下去，鍵盤上一個鍵飛出來了……”
邊說邊比劃的楊舒棠，大笑起來臉上也有了皺紋，但仍能看出，年輕時候他一定是一個扮相俊美的帥小伙。
說來，楊舒棠還真曾是一位戲曲演員。15歲之前，楊舒棠都在保定望都縣趙莊村生活，在那個沒有電視和手機的年代，村里的哈哈腔劇團是當地最大的娛樂，只要鑼鼓一響，大人小孩都拎著板凳往戲臺跑。
楊舒棠長得清秀，但凡有需要小孩的劇目，村里一定找他演。三句半、對口詞，日子一長，他甚至成了十里八鄉的小名人。15歲那年，他進入保定市文藝骨干培訓班，一年后，也就是1972年，調入保定老調劇團。保定的蓮花池旁，曾留下楊舒棠咿呀吊嗓的身影。
但也是那兩年，他遇到了“倒倉”。1975年，因為基本功好、身段好，楊舒棠還是被選入了河北梆子劇院，但他開始琢磨：不能唱戲了怎么辦?
“嗓子不好了，我就迷上了戲詞兒，一遍遍在腦子里過，自己寫小戲。”楊舒棠當時還承擔著劇團的演出任務，每天18時化妝，19時30分開場，其余時間，他就把劇團用過的油印紙裝訂起來，在背面寫劇本。
“一天規定自己必須寫夠一千字，現在回頭看，那時候寫的東西簡直不能要啊。”楊舒棠推推眼鏡笑，但也正是那時候的堅持和進步，讓他被著名編劇王昌言先生收為關門弟子，并由院長拍板，從演出一線調入劇院編導室，和王昌言同用一個寫作室，專職從事戲曲編劇。“那時候我也有個夢，什么時候臺上唱的是我寫的詞兒?”
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大潮之下，很多舶來品呼嘯而來。楊舒棠此時被派往北京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編劇班進修。
進修期間，楊舒棠借了很多書看，回石家莊的時候，提兜里都是書，其中有很多國外知名劇作家寫的劇本。“反觀東方的戲曲，你越懂它，越覺得它美。它靠唱做念打來展示藝術無窮的魅力，它的假定性、程式化，都有一種無可取代的韻味，美在空靈，美在表現手法。”
“比如水袖，喜悅時就耍一個小挽花，你看著美吧，抖袖、撣袖、拋袖、搭袖等動作，把女子的那種嬌羞和內斂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高興了呢?袖子一甩，簡單明了，是內在情緒外化，多美啊!”楊舒棠說什么都會附帶動作，兩手自然一拋，表情夸張但浸透著真誠，只有深愛的人，臉上才會有深愛的表情。
但這種表現手法，依然是建立在劇本之上。普通人或多或少，總能說上幾位戲曲大師的名字和著名唱段，但往往很難記住戲曲劇本出自誰手。
“這行要耐得住寂寞，想出名拋頭露面，就不要干編劇。做這個工作，要樂在其中，劇中的人物都由你指揮調動，這是一種多么享受的活兒?”楊舒棠又笑。
享受不僅僅是在藝術的光照里沐浴。楊舒棠還格外重視作品傳達的社會責任。
“2017年，北京京劇院邀請我寫一個本子《狼牙山》，這個作品我特別看重。要表現的是咱河北的英雄，要寫出英雄的氣魄。”楊舒棠去了好幾趟狼牙山，見到了時年98歲、見證了戰爭的楊文花老人。
聽說楊舒棠來寫狼牙山五壯士，老人笑得和孩子一樣。“老人說，‘我太想他們了，八路軍和我們是一家子。’那句話和那張臉，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當年的軍民魚水情，一定是筆墨寫不盡的深情，老人為保護他們，手筋被挑斷都不吭聲。這個時代，需要傳播這樣有力量的作品。”
楊舒棠融合了自己情感和采風細節，卻仍深感情緒爆發不夠，最后他借用了晉察冀邊區的一首民謠：最后一碗米，送去交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
“一定是先感動了自己，才能去感動他人。”楊舒棠說，小時候他的夢想是做一名戲曲演員，不知不覺中，“我把它由夢變成了命，寫戲成為我的命。這是無數個以藝術為生命的戲曲人的精神縮影，也是自己生命的體驗。”
用工匠精神對待作品，好東西一定是磨出來的
楊舒棠
相比電視編劇，戲曲編劇的收入談不上高。也有人邀請楊舒棠改寫電視劇本，楊舒棠拒絕了，“那個是錢多，但我更喜歡寫戲。”
把喜歡的事兒當職業，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所以楊舒棠認為，他的幸福不是錢能衡量的。
“我寫戲的時候，沒有時間概念。”
楊舒棠曾和裴艷玲先生的司機住一個房間。晚上人家睡下了，楊舒棠在寫，早上人家一覺醒來，楊舒棠還在寫……從那起，關于楊舒棠，就多了個“不睡覺”的傳說。“其實是他睡的時候，我靈感正濃，寫到凌晨兩三點，休息了一下，突然來了一個新的靈感，又爬起來寫。不過是一早一晚，被他趕上了。”楊舒棠說著，樂不可支。
楊舒棠現在的生活，就是寫戲，遛彎。可就是遛個彎，他也能遛出毛病來：一遛就忘了時間，琢磨一個細節入了神兒，有一回不知不覺竟然走出去十幾里路。
正是這種如醉如癡，楊舒棠寫出來的戲曲劇本，被業內認為接地氣、節奏合理、符合人物特點。
“每寫一部戲中的人物，都要先和這個人物成為朋友，了解他的身份，他的經歷，他的性格，寫出來的語言才會符合人物的特點。”楊舒棠說，這其中有生活積累，更多的是精于勤，對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進行打磨。
但凡寫作者，大多對自己的作品有一種偏執，不愿意動筆改。楊舒棠也是，但他一方面自信，要有堅守，一方面也虛心，廣納意見。
京劇《絲路花雨》劇本第一稿中，神筆張的女兒被土匪擄走后，鏗鏘的音樂聲起，空中咔嚓一個響雷，楊舒棠原本在這里并沒有安排唱詞，他認為詞再有力量，也蓋不過音樂的震撼。但彩排過程中，導演認為這里應該加詞，唱詞更能戳中觀眾淚點。
楊舒棠坐在臺下，反復觀看了多遍，演員的淚滴讓他靈光一閃：淚月亮追逐凜冽的風，血日頭扯碎揪心的情……當楊舒棠模仿騰格爾向記者哼唱出這兩句詞，喧鬧的咖啡廳里，似乎瞬間大漠狼煙，一對父女被迫分離的場景躍然心頭。
如今的戲曲圈里，編劇寫好劇本交稿后，對后期的排演往往就不再負責了。可對戲曲劇本精致的執念，令楊舒棠幾乎每年都要修修改改自己那些已經搬上舞臺的劇本，坐公交、走路，他都會揣一個本子，想到哪一個劇本里的哪一個地方還可以有更好的表達，馬上記下來，回家就翻出老劇本，繼續修改。
有幾次，他把認為修改后更好的版本，發給劇本使用單位，對方以重新排練太麻煩為由拒絕替換，但這仍阻擋不了楊舒棠繼續對舊劇本“縫縫補補”。“好東西一定是磨出來的，這么多人費時費力地排練你的作品，你要對戲負責，對本子負責，用一種工匠精神對待自己的作品。”
有人問，舞臺上接受掌聲的都是演員，作為編劇落寞嗎?楊舒棠又笑，“一般這時候，你去劇院最后兩排找我，我都在那貓著呢。我也落寞啊，但我落寞的是隨著落幕，和劇中的人物要分開了，要寫下一個新劇了。”
［記者手記］人生開出兩朵花 兒歌作家也是他
楊舒棠在兒歌圖書上為讀者簽名
我們在文章的開頭賣了一個關子，身為戲曲編劇，楊舒棠去一所幼兒園給家長們講什么?
現在揭開這個謎底，楊舒棠還是一位知名的兒歌作家，去講座，他講的是兒童文學。
事實上，他寫的兒歌已經出版了13本，其中《趣味動物兒歌》獲第二屆全國優秀少年兒童讀物獎，《不理發的獅子》等四本新童謠同時入選小學圖書館基本配備書目。《荷花姑娘模樣好》榮獲“2016年中國童書榜優秀童書獎”，他的兒歌作品多首被選入各地小學語文教科書，甚至出了韓語版。
兒歌作家和戲曲編劇，這看起來是相去甚遠的兩個身份，楊舒棠是如何先后“開花”的呢?
楊舒棠第一次寫兒歌，是1986年，河北省舉辦了一次兒歌征集大賽，他寫了五首投過去，分別獲得了一等獎一個、二等獎兩個。
“就和小時候寫作文一樣，老師念誰的范文，就對那個學生是莫大的鼓勵，這次獲獎對我也是一個鼓勵，我也可以寫兒歌啊!”楊舒棠回憶，從那時，他時不時寫幾首投給各家報社，攢夠一定數量就出一本小冊子，慢慢地，攢出了8本、近千首。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小喇叭欄目將他的兒歌錄制成磁帶在全國出版發行。
楊舒棠的兒歌靈感又是從哪來的呢?
楊舒棠出生于1956年，他的童年沒有什么娛樂項目，村子里夜晚只有彎月一輪和蛐蛐的叫聲。“吃完飯，小孩子們手拉著手，就在街口唱著兒歌一起玩：大棒子秸，二棒子秸，隔著墻叫姐姐……以此來招呼小伙伴加入游戲。”楊舒棠說，童年的經歷給了他無限的想象力，農村生活也給了他創作的土壤。
“大蝦平時不注意，每天拱腰把頭低，長成一個小羅鍋，再想直腰直不起……”他的兒歌涉及景物、植物、動物等多種分類，幾乎看見什么，在他的筆下都能變成朗朗上口的兒歌。
“如果說戲曲是用形式美、語言美、肢體美來打動人，那么兒歌靠的就是純粹，把美好、善良、溫暖的種子，埋在孩子們的心里，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楊舒棠談到兒歌，每一條皺紋都盡力舒展開。
楊舒棠每年都要到不同學校、圖書館開展十幾場關于寫作、兒童文學、兒童教育的講座，他從不要出場費。“你喜歡這個東西，就不計較利益。我能把我在創作中的喜悅，通過講座傳遞下去，我是快樂的。”
如今，楊舒棠還在繼續寫，一邊寫戲曲劇本，一邊寫童謠兒歌，他認為這兩樣不但不沖突，還讓他成了最幸福的人，與清新自然的兒童文學相伴，與國粹傳承為伍。“我的世界一分為二，干的都是我喜歡的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