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原型與虛構：嚴歌苓的小說創作”主題講座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作家嚴歌苓與《讀庫》主編、人大校友張立憲就嚴歌苓小說創作中的“原型與虛構”問題展開對談。“我想講一講我的哪些作品怎樣從原型變成了虛構文學作品，有哪些作品由于它在虛構的時候產生一些意象，使它變成影像的作品。”嚴歌苓說。
作家嚴歌苓與《讀庫》主編、人大校友張立憲就嚴歌苓小說創作中的“原型與虛構”問題展開對談。
對話由最近受到熱捧的《芳華》開始，嚴歌苓說：“像《芳華》中，蕭穗子的角色非常狡猾，你認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十七八歲嚴歌苓真實的情況，但實際卻不是，我還是虛構了很多東西。我覺得一旦把‘我’變成小說里的第一人稱，‘自我審查機構’開始工作：什么行為可以加在‘我’的后面?什么行為不可以加在‘我’的后面?但是如果我不用‘我’這個第一人稱，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跟我沒什么關系的人，所以我還是喜歡在小說中用‘我’這個第一人稱。”
十年前，嚴歌苓寫了《穗子物語》，她也把《芳華》叫做《穗子續集》，“《芳華》里面的穗子是一個敘事者，不像《灰舞鞋》里寫穗子犯男女作風錯誤，在部隊里被批判。實際上，《芳華》中的穗子就亦真亦假，你去想想《紅樓夢》，再看看‘脂硯齋’，這基本上就是小說虛構和原型、和真實的區別。雖然曹雪芹也寫他的家史，寫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已經抽離開，已經不是那個東西，有很多抽象出來的東西。”嚴歌苓說。
嚴歌苓認為小說家最大的趣味就在于，將自己夢想成為或者恥于成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比如幻想成為妓女或者囚犯，這些人物實際上都是你心里一個很黑暗的、著迷的東西，只是把它放在不同人的身上。
《小姨多鶴》最難寫
嚴歌苓談到她所寫的虛構小說中，《小姨多鶴》非常難寫。“這個故事真實的原型我都有，日本撤退時留下很多年輕姑娘嫁給中國單身漢。但是你怎樣能夠把它變成文學，你需要一個從文學中抽象出來的東西，為什么它不叫《母親小環》，為什么不叫《秘密家庭的秘密》，而是叫《小姨多鶴》，就是因為我找到日本人這樣一個意象——小姨多鶴是日本人留下的、敵人的女兒，講她怎么被接受并共存下來的故事。”
而在寫作《小姨多鶴》時，嚴歌苓談到最大的挑戰則是如何寫出東方人和東方人的區別。“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差別容易寫出來，因為他們的差別比較鮮明，亞洲人和亞洲人的差別非常難寫——都是黑頭發的、非常多禮且非常含蓄。這就是我二三十年來不敢寫《小姨多鶴》這個作品的原因。”
嚴歌苓談到寫作的靈感源自她在東京的一段居住經歷，“我住在一個山區，這個山區非常美，很像日本浮世繪上的感覺，周圍全都是櫻花，根本沒有人看，只有我打傘在櫻花叢林里走。我住的是很傳統的日本小酒店，店里的老板娘進來之后，跪在地上，端著托盤，把十幾個大大小小的碟子擺好，然后跪著退出去。第二天當她在擦地板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背很有表現力——她的勤勞、含蓄，她的那種寧靜，都好像是用她這個背來表現的。忽然之間，我從她的背上抓到了日本傳統女人的意象。”
嚴歌苓認為一種好的寫作情緒是沒有太明確的導向或者判斷，而是一種朦朧的、講不明白的躁動。“英國一個非常好的藝術批評家和散文家評論梵高的兩幅畫：一幅畫是幾棵蔬菜，還有一幅畫是很老舊的靴子。他說蔬菜畫讓他更感動，因為它很符合那種無目的、非功利、沒有任何道理的純粹審美。那雙老靴子畫得也很美，但是它里面有階級意識，這個老靴子可能屬于郵遞員，他長期在一個路上艱難跋涉著，也可能是一個老工人，你看到以后會有一種階級意識。所以任何小說整個的意義，包括它的審美意義、道德審美、社會審美，所有的東西都是非常朦朧的，那才是好的。”
《少女小漁》海報
影視改編：最不滿意《少女小漁》
嚴歌苓也對自己的創作生涯進行了回顧。從寫作方面來講，她認為《雌性的草地》是自己寫得非常好的作品。“那個時候正是我最有激情、有才華、有詩意的時候，不是每個時期都能寫出那樣的作品，如果我現在再來寫那一類作品，我肯定寫不出來。”
《雌性的草地》之后，嚴歌苓到美國接受專業的寫作訓練，嚴歌苓談到接受寫作訓練的壞處是自己再也寫不出《雌性的草地》那樣的作品：“那是一個無章程的，就是憑我的才華，有大量的畫面、意象的東西在里面，留白也特別多。后來學習了一個作品怎么長出好看的肌肉和好看的皮膚，但不是皮膚和肌肉就能夠決定氣息、神韻，這些是學校不能教的。”
嚴歌苓又談到具體的學習過程：“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用藝術的方法解析，比如讀馬爾克斯，然后模仿。因為我們的教授認為畫家都要臨摹，按照《變形記》去寫一部，像這樣荒誕的、帶一點微妙的幽默、但是非常可悲的感覺的作品，我們每個人都要臨摹，這些臨摹對我來講，至少全世界的小說形式我沒有不認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