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記載，公元7年到公元14年，王莽新政實施期間共進行了四五次大規模幣制改革，所發行的貨幣因虛值而缺乏信用度，背離了經濟和貨幣發展規律，給后世以警示，在中國貨幣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記。雖然這一幣制改革以失敗告終，但其鑄幣鑄造工整、形制獨特、融入的書法藝術雋美，對中國古代貨幣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日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的考古專家、學者聚集河南省南陽市，觀摩南陽府衙漢代造幣廠遺址出土錢范等文物，就這座王莽時期造幣遺址進一步發掘、保護與利用、鑄幣工藝流程及宛城遺址考古等進行了研討。
2017年10月，因暴雨連綿，南陽市南陽府衙東區發生地面塌陷，危及古建安全，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調查，在調查中發現此處深藏一處漢代造幣廠遺址。當年11月1日，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啟動了對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母范數百塊、坩堝(殘)、銅煉渣、鐵工具等遺物，并發現烘范窖等遺址，部分母范中帶有“始建國元年三月”“后鐘官”等銘文。專家認為，“后鐘官”是王莽時期主管鑄錢的官府機構，西漢時期僅見鐘官之稱，將鐘官分為前、后鐘官，始于王莽時期。
專家認為，南陽府衙新莽時期造幣廠是錢幣考古的重大發現，對秦漢錢幣鑄造業、鑄幣工藝技術、社會經濟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貴資料，同時反映了漢代宛城工商業的繁榮景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歷史價值和展示利用價值。
南陽市文物局局長郝玉建介紹，王莽幣制改革在中國古代貨幣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南陽府衙如此規模的漢代造幣廠遺址的發現，具有重要歷史和科學價值，對進一步與歷史文獻印證、探討新莽時期漢宛城的貨幣金融狀況提供了實物資料。南陽府衙漢代造幣遺址是國內首次進行科學發掘的新莽時期造幣遺址，把南陽府衙的歷史從明代提前到了新莽時期。
這樣大規模的造錢廠放在宛城，究竟出于何種原因?專家認為，王莽曾被分封在南陽新野一帶，政治上失意時在南陽居住了3年。據了解，當時南陽的冶鑄手工業技術具有良好基礎，常年制造鐵器、兵器等運往全國各地乃至西北邊疆地區。南陽宛城是工商業大市，南陽郡人口眾多，從戰國時期到西漢，南陽的經濟實力在全國名列前茅，王莽定南陽宛城為南市，造幣廠設置在宛城符合南陽的經濟地位。
作為一次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何充分保護利用好南陽府衙這座新莽時期造幣廠受到專家學者關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劉海旺說，南陽府衙漢代造幣廠遺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較小的發掘范圍內出土了大量文物，且有明確紀年，在全國范圍內也很少見。“此次發掘面積很小，但意義重大，豐富的出土物具有很大研究價值，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他說。
“目前的發掘進度只是挖到遺址的一角，它有可能是遺址的邊緣地帶，接下來的發掘工作很重要，包括發掘方向的選擇，應往北、往東擴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云翔說，“由于造幣廠是手工業作坊遺址，要從實際出發，著眼于布局、結構、不同區域的功能劃分來發掘，不僅要關注工藝技術，還要關注管理者、工匠生活等。”
中國錢幣學會秘書處處長、研究員楊君認為，本次發現解決了很多錢幣領域的歷史遺留問題。福建省博物院研究員賴俊哲表示，錢幣在考古研究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從經濟、軍事、政治、工藝等各方面展開考古研究工作，對研究古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專家認為，本次考古發掘或揭開王莽新政的“一角”，也解決了錢幣考古史上的諸多懸疑。接下來，可在擴大發掘基礎上建設一座遺址館，全面推進漢代宛城城市的考古、保護、展示和利用工作;全盤考慮做好原生態展示和現代化技術手段展示，推進文化、旅游和文創產品的融合，真正做到文物“活”起來，讓遺址展示成為當地文化遺產保護的新亮點。郝玉建表示，發掘工作目前正在進行科學展示保護，將在不破壞遺址及出土物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吸引公眾體驗和參與考古。(陳關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