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也稱“楹聯”“春聯”等。2006年，“楹聯”作為一種“習俗”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春節時寫春聯、貼春聯則是神州大地流傳久遠、根深蒂固的年俗，也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相傳五代后蜀主孟昶寫在桃木板上的“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是最早的春聯，距今已有千年之遙。
對聯是兩句，常從兩個側面說一件事兒，這種“兩點論”手法使對聯寫人惟妙惟肖。例如，郭沫若用“世上瘡痍詩中圣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評價杜甫，用“寫鬼寫妖高人一等 刺貪刺虐入木三分”(“虐”指殘暴的官吏)贊美蒲松齡，皆“兩面出擊”，成就神來之筆。這種同時觀察事物兩面的思辨，在中國，賦有悠遠深刻的思想淵源。如《孟子》開篇便有“仁義”跟“利”的對立性思考，《左傳》中的《鄭伯克段于鄢》有“與”和“弗與”的商討。
漢語的特點是“語素單音化”，即“一字、一音節、一語素”，故能孕育出“對聯”這一獨特的“字與字一一對應”的表達“神器”。
嚴謹的對聯講究字的聲調。雖然在遙遠的《詩經》時代已意識到字調的不同，但歸納出“四聲”，則是南北朝的事了。“四聲”引導出的“平仄”把數不盡的漢字“二元化”，分為“平”“仄”兩類，借以在“對仗”中形成有規律的音高起伏，制造出一種優雅的音樂美。南朝齊武帝時講求聲律的“永明體”(“永明”是齊武帝年號)，是唐詩先驅，為繁花似錦的唐詩盛世，開辟出浩蕩前行的大道。
唐詩名句不少是對聯，有的形象生動，逼真如畫。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描繪出千載贊賞的畫面;“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猶如沙漠寫真，故而被《紅樓夢》里的香菱慨嘆“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或許可以說，唐詩借力對聯步入鼎盛，無形中也推動了對聯的廣泛傳播。
爆竹中的“二踢腳”“砰砰”連響兩下。對聯是漢語中的“二踢腳”：字數相同、語義相關的兩個語段上下銜接、連續出現，陡然增強了語言氣勢。“兩響”的對聯猶如武術中的“雙刀”，相互策應，變幻出萬花筒般的意味和情趣。
從修辭手法說，對聯天生“身兼數職”，如“對偶+對照”“對偶+比喻”“對偶+夸張”等，耐人品味。
“對偶”傳統上要求兩聯平仄對應。古來平聲為平，上、去、入為仄。而今普通話已無入聲，從東北到西南遼闊的“官話區”多為四個調類，沒有入聲。因此人們常難于分辨出入聲字。許多人便簡潔地將一、二聲視為平，三、四聲視為仄。這種劃分雖不嚴格合于歷史上的平仄，但也構成了語音調值上“平”“升”跟“曲”“降”的規律性對應和變化，在“語音美”上有積極意義。
“對偶”雖在邏輯上含并列、因果、條件、假設等各種關系，但都能在一個完整的語言單元里，讓語意瞬間凸顯，并平添文采。
對聯是成對出現的，所以只能說“一副對聯”，不能說“一幅對聯”。“成雙成對”的對聯，似乎隱含著先人“對稱成雙才穩定恒久”的意念。這種意念也顯現在古建上：北京有“東直門”，也有“西直門”;有“左安門”，又有“右安門”;有“崇文門”，還有“宣武門”。北海瓊島北面臨水的漢白玉欄桿上，東側的龍頭向西，西側的龍頭向東……
貼對聯時，一般上聯貼在右面，下聯貼在左面。這跟古人從右向左豎行寫字的習慣是一致的，現在豎排文稿，走向也是從右向左。在平仄上，按傳統習慣，上聯最后一字為仄，下聯最后一字屬平。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走胡同，常瞅見兩扇門上鐫刻著“忠厚傳家久 詩書繼世長”，瞧見商家門前掛著“生意興隆通四海 財源茂盛達三江”木制對聯。如今，對聯依然活躍在社會生活中。電視熒屏有“禮贊新中國 謳歌新時代”，街頭標語有“培育社會公德 遵守公共秩序”，報刊文題有“鎖滾滾黃沙 筑綠色長城”……
新時代的對聯，在構造形式上，呈現出某些嬗變。例如：
(1)對應的詞，詞性可以不同。如“共度中秋 同慶團圓”中，相對應的“中秋”跟“團圓”，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
(2)不拘泥于平仄相對。如“小草編 大舞臺”中，上下聯都是“仄仄平”。
(3)上下聯可有相同的字。如“傳承家風 涵養新風”中，上下聯皆有“風”，且處于對應關系。
(4)深層結構可以不同。如“提高政治站位 強化使命擔當”中，“提高+政治站位”跟“強化+使命擔當”都是動賓結構。深一層的“政治+站位”是偏正結構，而“使命+擔當”則為聯合結構。
也就是說，新時代的對聯，往往只需字數相等、第一層結構相同，即可成聯。
有趣的是，愛求新求異的人別出心裁地把對聯用于標題，創出新潮的“提示語+冒號+對聯”樣式。如《新征程：明確新目標 譜寫新篇章》《琿春：口岸通 邊貿興》《垃圾分類：牽著民生 連著文明》……讀來新穎、醒目。
漢語中的對聯以其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強勁的表現力，受到青睞，活躍于各種文本。
春聯遠望是兩條紅紙。每逢新春佳節，這“紅雙龍”便飛落千家萬戶，讓無數城鎮、鄉村頓時容光煥發，亮麗起來，節日氣氛被烘托得熾熱而濃烈;而隨著中華兒女走出國門日益增多，紅對聯便在“中國年”天女散花般飄落在世界各地。
(作者系《語言文字報》原主編 杜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