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1986年轟動全球的三星堆遺址，時隔30多年后再次震驚世界：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現已出土金面具殘片、青銅神樹、象牙、玉琮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但三星堆考古有一個非常尷尬的現象，盡管有如此驚人的青銅器，在官方的定調中，卻沒有發現任何文字。
金屬工具的出現、城市和國家的形成、文字的發明，是文明的標配。前兩個條件，三星堆遺址都已具備，唯一缺的就是文字。
文字，成了三星堆遺址亟待解開的謎團。
古蜀國有沒有文字 自古就有很大爭議
三星堆遺址為古蜀國文化遺址。自古以來，對古蜀國有沒有文字就有很大的爭議。
西漢有史學家說，古蜀人“左衽，未知書”。《漢書》也說：“郡國(指蜀地)之有文學，自文翁始。”
“左衽”，是指衣服的前襟向左掩，是少數民族服飾，不同于中原人的“右衽”。“未知書”是指古蜀人不懂中原文字。
文翁是西漢人，漢景帝末年為蜀郡守。《漢書》說蜀郡人識字，是從文翁興教育開始。
東晉史學家常璩則持反對觀點。他在《華陽國志》中說：“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見稱在昔。”稱彭祖是蜀人，在商朝時已是太史官，這在史書上有記載，說明蜀國有人在商代已精通中原文字。
常璩又說：“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意思是，西周時，中原政權視巴蜀人為少數民族，雖然要求他們服從中原政權，但不讓他們參與諸侯間的會面和結盟，君長之間來往，書信用不同的文字，車道的寬窄也不同。
言下之意是，在周代時，古蜀國有文字，但與中原文字不同。
常璩說古蜀國有文字，考古發掘卻沒發現任何文字，這是怎么回事?
三星堆刻畫符號是文字?
專家不認可
在三星堆遺址中，雖然還沒發現文字，但發現了不少刻畫符號。這些刻畫符號主要在陶器上，與之前在四川和重慶發現的“巴蜀圖語”為同類符號。
這些刻畫符號很有可能就是古蜀國的文字，但為什么專家不認可它們是文字?
專家認為，一種成熟的文字要符合三個標準：一是要有穩定的形狀;二是要有特定的意義;三是要上下成文。
在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雖有穩定的形狀，也應有特定的意義，但數量較少，且基本都是單獨出現，沒有形成組合表達某種含義的跡象，因此大部分學者傾向于將它們定為單純的刻畫符號。
其實，關于史前文物表面刻畫符號的性質判定，并非三星堆遺址獨有的課題。在此前出土的大量史前遺址文物上，都出現過類似的符號，如賈湖刻符、雙墩遺址刻符、良渚文化刻符、大汶口文化刻符等。關于它們究竟是不是文字的問題，至今仍眾議紛紜，莫衷一是。
不過，我們仍不能否定古蜀國有文字的可能性。以三星堆遺址展現出的文明高度，完全有可能催生出早期文字。考古專家也說，雖然暫時沒有發現文字，但他們傾向于認為三星堆是有文字的。
谷雨時節憶倉頡
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良渚文化也是如此，目前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上的刻符已達656個。
同時，眾多史前文化遺址刻符也表明，在文字的草創階段，存在多個不同的文字版本，正如《荀子·解蔽》所說的：“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初研究造字的人很多，各種文字版本都有。之所以唯有“倉頡版”文字流傳下來，是因“倉頡版”體系完整規范，有規則可循，容量大，最后得到大家的認可。
而“倉頡版”文字的確是我國最優秀的文字版本，它奠定了我國文字的基礎。
《說文解字》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倉頡先造象形文，因象形字不夠用，又造出形聲字，跟其他造字者思路不同，造出的字也更多。后人又進一步發展出“六書”造字法，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法，至此，中國文字已形成了有規則可循的龐大體系。
這個體系大到什么程度?甲骨文有單字5000個，現在只破譯了不到2000個。東漢許慎編的《說文解字》，共收錄文字9353個。南朝顧野王撰的《玉篇》，共收錄16917字。《康熙字典》共收錄47035字，20世紀編輯出版的《中華字海》，共收字85000個，真可謂浩如煙海。
現在是谷雨時節，按傳統，很多地方都要祭祀倉頡。值此時節，讓我們一起向“字祖”倉頡致敬。(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鐘葵 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鐘葵(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