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玲（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古今中外，卓越思想的產生離不開三個因素：時、地、人。因此，闡釋、評價、應用一種思想時也應該充分考慮如上三個因素。忽視其中任何一個，所得結論都將有失科學、客觀、公允。但是在先秦諸子研究中，更多的目光投注到“時”——春秋戰國和“人”——諸子群體，而對“地”——由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構成的地域文化卻關注不多。《漢書·藝文志》從“時”“人”出發，以“諸子出于王官”解釋先秦諸子的產生，后世認可、追隨者甚眾。《淮南子·要略》基于“時”“地”回答同一問題，卓成一家，且早于“王官說”，影響卻遠不如前者。原因固然多種，但對地域文化之于先秦諸子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應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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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研究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諸子何以產生、因何不同、如何評價。忽視地域文化，任何一個都很難獲得滿意答案。
地域文化是回答先秦諸子何以產生、因何不同的重要視角，這一點在先秦法家研究中表現得尤為顯著。《淮南子·要略》解釋儒、墨、管子、晏子、縱橫、申子、商鞅等七個（家）諸子的產生，涉及地域文化者有三：管子、申子、商子。《要略》認為齊國負海障河，地狹田少，民多智巧是《管子》產生的重要原因；韓國介于大國之間，地墽民險，生存不易，重視法治，從而促使申子刑名之學產生；秦國被險帶河，地利形便，寡義趨利，因而商鞅之法得以施行。申、商之學屬先秦法家無疑。與管仲相關的《管子》歸屬雖有爭議，但內容上的以法治國特色，頻見于古籍的“管韓”“商管”合稱，以及包括劉歆《七略》在內的歷代書目多將其列入子部法家類的事實，可證《管子》的法家屬性。如此一來即可發現，《淮南子》唯在解釋法家發生時用到了地域文化。結合地域文化和法家研究史看，這并非偶然。相反，它在說明著一個事實：相對其他先秦諸子，法家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
中國的地域文化意識產生很早，但形成自覺則到了魏晉，研究高峰出現在明清之際。具體到先秦諸子就更晚一些。清季民初，西學東漸，受西方各種“地理學＋”理論影響，以地域文化為視角闡釋先秦諸子成為熱點。王國維率先提出諸子分南北，梁啟超、劉師培、蒙文通等繼之對先秦諸子與地域文化關系展開細致全面的探討，法家依然是重點。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指出，諸子不僅有南北分野，還有東西不同，“商、韓之在西，管、騶之在東，或主峻刻，或崇虛無”（《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930頁）。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他專門從地域文化切入，就管商韓學說發表見解，認為齊與秦晉地域文化促使國家觀念產生，國家需要法律，因而衍生出法家思想。但是，齊和秦晉的自然地理文化并不相同。齊國臨海，秦晉環山，瀕海之民和陸居之民在性情、習俗、生產方式等方面均異，故二地的法家思想有別。這就從地域文化角度闡明了法家何以在齊和秦晉產生、為何《管子》和申商韓的法家思想不同，可謂與《淮南子·要略》遙相呼應。為了對兩種法家加以區分，梁啟超稱《管子》為齊派（北東派），申商韓為秦晉派（北西派），這是后來馮友蘭“齊法家”“晉法家”稱謂的雛形。
劉師培于1905年撰寫《南北學派不同論》總論古代學術與地域文化的關系，首論先秦諸子，諸子中又首論法家。和梁啟超相同，劉師培注意到了同為法家的《管子》與申商韓之說的不同，并認為這種不同乃地域文化所致。
在民國先秦諸子與地域文化關系的研究中，蒙文通也是一位重要學者。其觀點與梁啟超、劉師培同中有異。相同的是他也認為地域文化在先秦諸子的產生和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地域殊則性俗異，性俗異則為說不同，先秦學術其大略固是耳。”（《古史甄微》，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35頁）具體到法家則是“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晉，而其功顯于秦”，其本于“西北民族之教”（627頁）。不同的是蒙文通視位于東方的齊、魯為中國文化發祥地、泉源、重心，由此又得出“法家者流，此東方之北方文化；道家者流，此東方之南方文化；儒家者流，此東方之東方文化”（400頁），于是產生于齊地的《管子》被列入儒家，這顯然不合《管子》內容，也消解了《管子》與齊地獨特地域文化的關系。
研究先秦諸子，不能不涉及對諸子的評價和定位。就法家而言，這一問題更加突出，因為自漢至今，對法家的評價始終呈現出冰火兩重的極端化特點。有將法家妖魔化、污名化而撻伐者，有視其為治國良方而大加稱贊者。這兩種觀點均有違學術理性，與法家真實不符。究其原因，在于對法家缺乏深度理解，表現之一仍是對地域文化在法家研究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
中國自古疆域遼闊，可分為若干文化區，齊、晉地域文化在形成初期就表現出獨特之處。武王克商立周后，為穩固新政權“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齊國的任務是綏靖周朝東部，晉國則要保證北方的穩定，齊、晉因此成為兩個特殊的諸侯國：遠離王室，擔負重任，周邊或被夷人和殷商舊屬或被夏民和戎狄包圍，處境異常艱難。當中原各國在思考發展問題時，齊、晉卻要直面自身的生死存亡和王朝安危。齊為此“因其俗，簡其禮”，晉則“啟以夏政，疆以戎索”。這種因地制宜、求同存異的治國策略體現出周朝君臣高超的政治智慧。齊、晉迅速崛起壯大。這一過程中，在齊，東夷、殷商、姜戎諸種文化與周文化融合；在晉，夏、戎狄、殷商等文化與周文化匯聚，最終形成了以尚利重功、崇尚法度、富于變革為特點的齊、晉地域文化，這正是適合法家生根發芽的沃土。早期孕育形成的文化特點決定了此后齊、晉文化的走向，以管商韓為代表的法家在此產生可謂水到渠成。因此，可以說離開地域文化無以談法家。
先秦法家的產生和存在只是一種現象，現象背后的時、地、人等因素才是問題的根本。“地”在其中最為關鍵。因為法家的要義是以法治國，而法律的制定不僅要適合政體旨趣，同時還需考慮地理位置、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諸多地域文化因素。所以，講好、用好法家“故事”不能不關注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深入、客觀、理性認識和評判法家不可或缺的前提。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22日?11版）
[ 責編：李伯璽]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