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尼日爾發生軍事政變，民選總統巴祖姆被扣押，并以叛國罪被軍政府提起訴訟。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近年來，西非地區同樣發生政變的還有馬里、布基納法索等國。這一地區的領導人逐漸呈現出年輕化、軍事化的特點，這也成為非洲政治精英代際更迭的一大特色。從存續、深化和鞏固中非傳統友好關系的角度看，非洲新生代精英的變化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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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各國向來對中國保持著傳統友好，但也出現了諸如“債務陷阱論”等不和諧雜音。究其原因，一方面，美歐等西方國家更加強調非洲的重要性并不斷加碼對非投入度，同時采取各種手段意與中國在非洲展開競爭；另一方面，隨著時間推移，理解、支持中國的老一輩非洲政治家們逐漸離開政治舞臺，新一代非洲政治精英紛紛嶄露頭角。而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可能沒有父輩那么深刻。
隨著非洲政壇元老一代的離場，基于革命情誼的中非傳統外交資產面臨接棒的挑戰。新一批非洲政治精英呈現出一些不同于老一代的執政理念與行事風格，且他們正陸續以各種形式開始挑起政治大梁，這提醒了我們要注意中非關系中的新變化。
新一代政治精英思想可能更加多元、復雜，與中國以及美歐的聯系渠道可能都更加密切。應盡早加強與他們的聯系，增進他們對中國的理解，使中非政治外交資產能夠得到更好的繼承。
當前，非洲政壇領軍人物主要集中在60后、70后，概括而言，可粗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家族傳承型精英，對家族認同較高。如多哥、剛果金、加蓬等國。他們對中國的感情可能遜于父輩，多數在前殖民宗主國接受教育，或對美歐有一定向往。
第二類是通過政變上臺的軍事政治精英，多秉承政治實用主義，對中國可能態度搖擺。如蘇丹、幾內亞、馬里、乍得、布基納法索等國的政治精英。他們往往沒有一以貫之的長期綱領，對中國的態度以實用為上，追求外交變現、利益最大化，背后又多受西方勢力掣肘。一旦軍權穩固，可能出現搖擺。
第三類是民選政治家，重視選票政治。如尼日利亞、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這類政治家多接受西方教育，可能對西方治理模式相對熟悉，與中方合作有期待也有顧慮。
在這些政治領軍人物身后，80后、90后的政治精英或意見領袖業已陸續登上政治舞臺，值得關注。與傳統政治精英不同，新一代政治精英善于借助互聯網、數字技術等提供的全新溝通渠道來塑造個人品牌、積累政治資源。從群體特征來看，也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接受過西方教育，服務于政府或國際組織的預備役政治家。第二類是非洲土生土長的青年意見領袖，他們可能思想激進、反政府傾向濃厚，是對現狀不滿的非洲青年中的旗幟人物。第三類是活躍在爭取人權、環保等領域的青年群體。
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參與培養了非洲各國的眾多人才。但80后、90后兩代的政治精英中，在中國接受系統教育的相對較少，對中國的了解與認同度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這提醒我們注意兩個問題：首先，我們應加大高等教育在與歐美競爭中的吸引力。其次，我們在注重與非洲年輕人進行技術交流的同時，也應加大雙方文化等領域的溝通和認同。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的前提是民相知，尤其是全面系統的認知。要更好地繼承中非傳統友誼，需要提升雙方對彼此的了解和認同。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努力，幫助非洲，尤其是新一代政治精英全面、持久、深刻地了解中國，既要了解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厚重的一面，也要了解中國反抗壓迫、改革開放、開拓進取的新時代精神。（作者是四川外國語大學世界法語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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