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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向前、徐藝嘉（均為軍事文學評論家）
文清麗的長篇小說《從軍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字里行間囊括了作家的多副筆墨，也蘊含了作家如琢如磨的人生記憶，可稱之為一首延續了三十余年的“農家軍歌”。
20世紀90年代，一批作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刻畫農民軍人的小說，將“農民軍人”這一重要的軍旅文學主題向前延續和推進。當時筆者提出的“農家軍歌”概念，不僅在一段時間內概括了軍旅作家作品的風貌，還影響了軍旅作家在此后一段時間內的文學創作方向。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文學思潮依托著社會文化的演變幾度變遷，為什么說當前新鮮出爐的《從軍記》仍然能劃歸到“農家軍歌”行列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小說著力刻畫的主要人物——主人公李曉音和她的兩個哥哥，以農民身份參軍，在部隊完成了身份的轉變，與“農家軍歌”的主題高度契合。并且，作家自己對《從軍記》的定位也是如此。誠如文清麗所言，寫一部“農家軍歌”的想法就像一顆文學的種子，自她參軍的那一天開始就埋在心里，經過數十年的醞釀，感到時機成熟方才動筆。從這個意義上說，《從軍記》是文清麗的文學根脈所系，是她積累了數百萬字文學創作之后的一次回歸、一次飛躍，是作家最為珍視的文學資源，也是對“農家軍歌”的深情回望，是對這一文學現象相隔數十年的回響。
《從軍記》插圖?楊奕繪
但是，細讀《從軍記》，會發現這部作品又不止步于回響，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主題有其新鮮和獨到之處。首先是時間跨度上的不同。以往“農家軍歌”聚焦的是農民軍人個體當下的際遇和感受，著重描摹農民鯉魚跳龍門之后的身份轉變和隨之遇到的一系列困境，而缺乏對人物長時間段的追蹤和命運書寫。而《從軍記》則是以個體牽引家庭，繼而帶動群體，描繪了李曉音與家人、戰友在長達幾十年的部隊生涯中的生活際遇與命運沉浮。它更像是經過歲月沉淀升華而來的家族史和生活史寫作，其間包羅著人物見聞、生活經驗，同輩人之間的情感糾葛、生命選擇，以及后代人的成長經歷、觀念更新等立體化的家庭內容和社會內容，且這些書寫輔以女性細膩的觀察和豐富的細節，因此整部小說顯得尤為扎實和厚重。
其次是小說風格基調上的差異。在那個集中書寫“農家軍歌”的文學浪潮中，作品采取的是平視視角，可視為當時文壇“新寫實”思潮在軍旅寫作中的具體彰顯。然而這種“平視”由于小說的內容大多以作家親身經歷為藍本，素材多源于農民軍人在現實軍營中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頓，整體呈現出一種沉郁的藝術風格。與之相比，《從軍記》的底色則更為樂觀、昂揚和激越。同樣是“貼著人物”的寫作，文清麗將個人真實的成長經歷和所思所感融入這部作品，那些具體而微且無從復制的生命體驗，寫活了李曉音所在的西北高原上的一草一木，也寫活了讓李曉音等人走向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現實軍營，讀者一路跟著李曉音從農村到城市、從家鄉到軍營，見證了一個質樸而膽怯的農村女孩成為一名女戰士的歷程。
《從軍記》寫作的可貴之處在于，作家不是為了塑造一個成功者而寫。文清麗動筆之初就為主人公設置好命運的支點，走出芳華歲月，從女戰士成長為女大校，從女學生成長為女作家。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李曉音遇到了許多阻礙和困難，其間有困惑、有迷茫、有痛苦，但更多的是以樂觀向上的心態和行動，在并不充裕的生存空間中輾轉騰挪、拼搏奮斗，一次次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出路，一步步沿著人生路徑的上坡進軍。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更多地感受到人物向上的動力和拼搏的勇氣，而非苦悶之中的投機，或者求而不得的放棄，這比此前的“農家軍歌”更邁進了一步，實現了某種超越。當然，寫作基調并非評判作家水平高低的依據，作品在深度與廣度上的開掘才是作家需要著力精進的方向。如今我們回顧過去，“農家軍歌”作為一個軍旅文學中比較重要的文學思潮，在當時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或許能夠說明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譬如人物面相的單薄、寫作資源的非可持續性等。而《從軍記》中，李曉音和她的兩個哥哥顯然具有更為長久的生命力，他們在軍隊的成長軌跡，是與共和國的發展進程高度重合的，這些人物能夠跟隨軍隊的發展一步步堅實邁出自己的人生步履，恰是因為他們身上所表現出的堅忍、頑強、善良、淳樸等優秀的品格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品格更為接近廣大農民群體的精神底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底色。
《從軍記》借個體反映群體，借家族反映時代，具備了“農家軍歌”向縱深發展的延展性，讓讀者在一個女兵的成長史中窺見了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革。在這個意義上，《從軍記》再一次讓“農民軍人”這個文學形象從歷史的微塵之中重現面孔，并且帶有朝露般的明朗氣息和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厚重氣質，為軍旅文學的發展推進提供了新的生長可能性。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12日?14版）
[ 責編：孫宗鶴]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