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涿鹿、紀念中華民族首次大融合的中華合符壇。河北日報資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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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明開涿鹿，涿鹿，可以說是河北與中華文明發(fā)祥聯(lián)系最緊密的地名了。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其實，在河北大地上，還有很多與涿鹿一樣的地名，或描繪先民生活環(huán)境，或標記東方古人類起源，或見證中華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在傳說、史籍和考古的不同角度，見證和記錄著中華文明的起源。
這些地名保留下歷史的珍貴片段，被賦予了地名之外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如果將地名所記錄的文明軌跡連綴到一起，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從不同的側(cè)面反映出，河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
地名“鹿”里的文明發(fā)祥
在河北的地名歷史中，有一個特殊的現(xiàn)象，帶“鹿”字的地名很多，如涿鹿、巨鹿、鹿泉（曾用名獲鹿）、束鹿（今辛集）。這些“鹿”從何而來呢？
公元前107年，西漢一位史官為編寫一部史書，來到了靠近北部邊境的一座古城——涿鹿。
他耐心向當?shù)乩先嗽儐栠@座古城與黃帝、炎帝、蚩尤等原始部落有關(guān)的民間傳說，力圖還原關(guān)系中華民族起源的一段重要歷史——涿鹿之戰(zhàn)。
他就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
司馬遷曾到訪的涿鹿故城，在今天張家口市涿鹿縣東南部的礬山鎮(zhèn)三堡村一帶還殘留遺跡，始建于戰(zhàn)國時期。
后人能看到的司馬遷涿鹿之行的具體收獲，是《史記·五帝本紀》中一段關(guān)于涿鹿之戰(zhàn)的記述。
黃帝“以與炎帝戰(zhàn)于阪泉之野。三戰(zhàn)，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黃帝勝利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正是這場涿鹿之戰(zhàn)，讓涿鹿這個地名與中華民族起源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涿鹿，是河北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它始載于《逸周書·嘗麥解》，“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無遺。”
“歷史上古涿鹿先有涿鹿山、涿水，再有涿鹿城。涿鹿山，據(jù)考證就在現(xiàn)在的礬山盆地南。涿水發(fā)源于礬山鎮(zhèn)上七旗村，古稱涿水，也稱阪泉水。”涿鹿縣地方史研究者常世榮說。
《河北省縣名考原》也記載了涿鹿一名的由來：“古涿鹿多山，山泉下滴成溪，東南流為涿水，涿地處涿水東南，以此得名。”
涿鹿一名，本身就是古涿鹿這種山水環(huán)繞的地理地貌的生動寫照。
據(jù)《說文·水部》，“涿，流下滴也”。鹿通“麓”，意為山腳。涿鹿，即眾山泉水匯成溪河，流經(jīng)山下平川之義。
“涿鹿山山前盆地是方圓百里的平川，四周山盤水繞，氣候宜人。這里是太行山脈與燕山山脈的交接處，又是游牧文明和農(nóng)耕文明的過渡地帶，為原始部落的先民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huán)境。”常世榮說。
秦朝時，涿鹿縣境屬上谷郡。漢朝時，上谷郡置涿鹿（今礬山鎮(zhèn)）、下落（今涿鹿縣縣城）、潘（今保岱鎮(zhèn)）三縣。此后，涿鹿縣一帶曾名懷戎、永興、保安等，到1916年改為涿鹿縣。
千古文明開涿鹿。根據(jù)《史記》等史料的記載，原始部落之間的征戰(zhàn)最終在涿鹿走向統(tǒng)一，實現(xiàn)“合符釜山”。
“通過戰(zhàn)爭，黃帝、炎帝、蚩尤領(lǐng)導下的三個主要部族，在這里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大融合。”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夏自正說。
河北還有另一個與“鹿”相關(guān)的地名——巨鹿，當?shù)亓鱾髦S的繼任者堯舜的傳說。
“巨鹿”原本為“大麓”，這個名字最早見于《尚書》，其中記載：“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
“古文中‘大’‘巨’二字相通，‘麓’‘鹿’二字意近。戰(zhàn)國末年，呂不韋編寫《呂氏春秋》，把‘大麓’寫作‘鉅鹿’。此后‘巨’‘鉅’二字混用，直到1980年后統(tǒng)一為‘巨鹿’。北魏公元389年，巨鹿縣建制，‘巨鹿’作為縣名沿用至今。”巨鹿縣地方史研究者馬建新說。
而“大麓”一名，源自曾存在于邢臺一帶的古湖澤——大陸澤。
《后漢書·郡國志》載：“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太平寰宇記》釋云：“廣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麓，一名沃川。”據(jù)史籍記載，大陸澤“廣袤百里，眾水所匯，波瀾壯闊”，范圍大致在今任澤區(qū)、巨鹿縣、隆堯縣一帶。
巨鹿一名影響力的擴大在秦朝。秦朝建立了相當于今天省一級行政建制的巨鹿郡，至北朝時期，均有巨鹿郡建制，轄域變化不定，但治所均在今邢臺境內(nèi)。
除了涿鹿和巨鹿，河北省歷史上還有兩個著名的帶“鹿”字的地名：獲鹿（今鹿泉）、束鹿（今辛集）。然而，此“鹿”非彼“鹿”，它們的“鹿”與涿鹿、巨鹿之“鹿”，既有同又有異。
鹿泉的得名，與當?shù)匾欢巍绊n信射鹿得泉”的傳說有關(guān)。
相傳，西漢大將韓信在鹿泉一帶駐軍時，曾外出狩獵，看到一只白鹿跑來，趕緊搭弓射箭。結(jié)果，白鹿不見了，箭卻射中了一塊石頭。韓信拔下箭頭，一股泉水噴涌而出。
盡管這是一個傳說，但有鹿、有泉，是駐軍之地，正是地處華北平原向太行山脈過渡區(qū)的鹿泉自然環(huán)境和地理區(qū)位的寫照——在這里，地名“鹿泉”所描述的自然地理特征與“涿鹿”非常相似。
鹿泉開始有縣級建制，是在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據(jù)民國《獲鹿縣志》記載，當時“分巨鹿郡石邑縣西、北部置鹿泉縣”——在這里，鹿泉之“鹿”與巨鹿之“鹿”，因曾同屬巨鹿郡，又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二者之間也許存在某種地緣聯(lián)系。
和鹿泉一樣，辛集一帶與“鹿”相關(guān)的地名也出現(xiàn)在隋朝。隋開皇六年（公元586年），巨鹿郡安定縣縣城的治所名為“鹿城”，民國《束鹿縣志》記載，鹿城因南臨大陸澤而得名。到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安定縣為鹿城縣——顯然，此時之“鹿”指代的仍是大陸澤之“陸”。
有趣的是，鹿泉和鹿城，因共同原因在同一年被改名。
唐朝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希望快速平定安史之亂、擒獲安祿山的唐玄宗，因“鹿”與“祿”同音，改“鹿泉縣”為“獲鹿縣”，改“鹿城縣”為“束鹿縣”。獲鹿、束鹿兩縣地名最終分別在1994年和1986年，改為鹿泉和辛集。
無論是取“眾山泉水匯成溪河，流經(jīng)山下平川”之義的涿鹿，還是處在巨鹿郡轄域、大陸澤片區(qū)的巨鹿、鹿泉和辛集（鹿城），都地處適宜先民居住生活的太行山山前洪沖積平原和湖積平原，有著相近的自然地理特征。正是這樣的環(huán)境，孕育了最初的文明。
“泥河灣”里的東方人類足跡
河北的地名不僅述說著中華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的起源，還承載了近百年來的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層面考古成果，記錄了東方人類探源邁出的一步步。
3月18日，張家口市陽原縣，泥河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在遺址公園的中軸線上，有一座將地球46億年的歷史濃縮為24個小時的地球生命時鐘。東方人類出現(xiàn)的那一刻，如果從歷史深處能傳出打擊石器的聲響，它應該來自泥河灣。
泥河灣，原本是張家口市陽原縣東部的一個小村莊。
據(jù)《陽原縣志》記載，泥河灣村始建于清朝，因地形而得名。桑干河水泛濫時，河水卷著泥沙一直漫延到現(xiàn)在泥河灣村附近，逐漸形成一道大河灣。水勢退去后，百姓在河灣墾荒種田，在灣底高地上建立村莊，起名泥河灣。
在全中國，類似泥河灣這樣的小村莊、小地名有很多，為什么泥河灣這個名字能走出中國、走向世界？
從20世紀初考古工作者在泥河灣村一帶考察發(fā)掘開始，泥河灣逐漸解鎖了一個新身份——“舊石器時期的考古圣地”。
1924年，法國神甫桑志華和德日進會同英國地質(zhì)學家巴爾博到泥河灣村附近進行地質(zhì)考察，發(fā)現(xiàn)了大量貝殼、蚌類和哺乳動物化石，在考察報告中，巴爾博首次將泥河灣村附近發(fā)現(xiàn)的第四系河湖相地層命名為“泥河灣層”。
“以泥河灣命名的考古學名詞概念，最早都源于地層單位‘泥河灣層’，如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古湖、泥河灣動植物群、泥河灣遺址群等。首次發(fā)現(xiàn)的典型遺址，以所在最小行政區(qū)域名稱或自然地名命名，在考古學中應用最為普遍。”陽原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原所長成勝泉說。
舊石器考古學賦予了“泥河灣”新的科學內(nèi)涵，這個地名隨著考古發(fā)掘成果的積累，聲名遠播。
今天我們講到泥河灣，通常指代的已不是行政概念中的泥河灣村，而是考古學語境下的地域更為廣闊的“泥河灣”，即泥河灣遺址群所在區(qū)域，它覆蓋了陽原縣東西長82公里、南北寬27公里的桑干河兩岸區(qū)域。
通過舊石器考古的成果，考古工作者勾勒出泥河灣遺址群所處區(qū)域近200萬年里的環(huán)境演變。
“200萬年以前，這里是一個面積達9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湖，湖邊有廣闊的森林，大量哺乳動物在這里繁衍生息。大約在晚更新世，由于造山運動，湖底上升，交錯移動，湖水大部分流走，大湖逐漸消退，泥河灣地層裸露出來。”成勝泉說。
近百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泥河灣發(fā)現(xiàn)了300多處舊石器遺址，時間跨度170多萬年，發(fā)掘出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石器數(shù)萬件。在這個過程中，和泥河灣一樣，陽原縣一個又一個普通的村莊名字，被載入了東方人類發(fā)展史冊，成為著名的舊石器遺址。
馬圈溝——遺址距今約176萬年，小長梁——遺址距今約136萬年，東谷坨——遺址距今約110萬年，馬梁——遺址距今約78萬年，后溝——遺址距今約39萬年……
然而，考古工作者對泥河灣的認識，從考古發(fā)掘最初，就沒有只局限在泥河灣內(nèi)部。
事實上，正是舊石器考古中馳名中外的另一個名字、與泥河灣直線距離約110公里的“周口店”，最早把“泥河灣”與追索東方人類起源這一重大命題聯(lián)系在一起。
1926年秋，桑志華獲悉，北京周口店村發(fā)現(xiàn)了兩枚早期人類的牙齒。根據(jù)動物群特征，周口店人類牙齒化石時代與泥河灣層頂部相當。由此，桑志華看到了在泥河灣發(fā)現(xiàn)更古老人類化石的希望。1948年，曾在周口店發(fā)現(xiàn)中國猿人北京種頭蓋骨的考古學家裴文中，在《中國史前之研究》一書中提出，“中國猿人文化，實非原始文化，將來或可發(fā)現(xiàn)，較中國猿人更早之人類。”
經(jīng)過近百年的考古努力，今天的泥河灣，已不是一個單獨的地名，而是一組舊石器考古學地名中重要的一個，這組地名中有元謀、藍田、周口店、水洞溝……在世界古人類研究史上，它們所承載的遺址，展現(xiàn)著古人類演進發(fā)展的一幀幀珍貴影像。
“三岔口”里的多元文化融合
與涿鹿、泥河灣毗鄰的蔚縣，也是一個古老的地名。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外地人讀錯的地名。蔚縣的“蔚”為多音字，在這里讀作yù，不過當?shù)厝肆晳T將其讀作yǔ。
“根據(jù)有關(guān)的姓氏研究，最早用于地名的‘蔚’，出現(xiàn)在西周時期，周宣王封鄭國公子姬翩到蔚邑（今山西平遙），蔚邑的蔚字，據(jù)學者考證因山西蔚汾河而得名。”蔚縣地方史研究者崇霄霄說。
平遙、蔚汾河，都與蔚縣相距遙遠。“蔚”如何從山西來到河北？
關(guān)于蔚縣因何得名，1990年5月，蔚縣當?shù)氐奈幕瘜W者曾專門寫信向歷史地理學家、《中國歷史地圖集》主編譚其驤請教。
譚其驤在復信中說：“檢抗戰(zhàn)前北平出版呂式斌所著《今縣釋名》作‘因蔚汾水為名’。不言何以蔚汾水在今山西興縣，與蔚縣相去甚遠。然呂氏之說似非出于臆造。疑以蔚為名之州縣，實自蔚汾河流域逐步東遷，終于定位今蔚縣，至其東遷過程，則有待詳考，大率不出魏至唐數(shù)百年間。”
前不久，蔚縣文聯(lián)專門組織召開了一場蔚縣名稱由來的研討會，研討會報告《蔚州的來源及演變》中的結(jié)論，與譚其驤的推測基本一致。
“歷史上以蔚為名的州縣，自蔚汾河流域多次逐步地向北、向東遷移。”崇霄霄說。
北魏時期設(shè)蔚州，其范圍在今張北、赤城一帶。北齊時期設(shè)置北蔚州，在今以蔚縣為中心的山西、河北交界地帶。
“蔚”字最終落在今天的蔚縣，是在北周時期（公元579年），重置蔚州，次年建城。因此，今天的蔚州古城，已經(jīng)有1400多年建城史。此后蔚州地理位置基本固定在今蔚縣一帶。清朝改蔚州為蔚縣，縣名行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在“蔚”之前，蔚縣一帶很長一段時間曾使用另一個地名“代”。商周時期，蔚縣地處戎族部落在壺流河河畔建立的代國。秦、漢、三國、西晉時，蔚縣地處代郡。
不過，蔚縣一地無論是稱“蔚”，還是稱“代”，都有一個共同的地理坐標——處在游牧和農(nóng)耕兩大文明的分界線上。
“地處蔚縣盆地的蔚州城，是非常適宜建城的。這里壺流河河水穩(wěn)定而充足，再加上南部山地的季節(jié)性河流補給，水源充沛。蔚縣有交通區(qū)位優(yōu)勢，是南下北上的重要商貿(mào)通道。”蔚州博物館館長李新威說。
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人們對蔚縣的認識，也只限于此——一座歷史悠久、地處農(nóng)耕游牧交接地帶和交通要道的古縣。
令人沒想到的是，后來一系列的考古發(fā)現(xiàn)，將蔚縣帶上了中華文明演進的歷史舞臺。
自197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蔚縣發(fā)掘了篩子綾羅遺址、莊窠遺址、三關(guān)遺址等多處新石器遺址，出土大量彩陶、灰陶、石器、骨蚌器等。
其中兩件出土器物成為今天認識蔚縣歷史上文化多樣性的典型代表。
龍鱗紋彩陶罐——出土于蔚縣三關(guān)遺址，紅山文化的典型器，陶罐上的龍鱗紋由平行的單向曲線構(gòu)成，線條為紅彩，從口沿一直延伸到腹部。
“龍”，多出現(xiàn)在蔚縣東北方向的紅山文化區(qū)。
玫瑰花彩陶盆——出土于蔚縣琵琶嘴遺址，仰韶文化典型器，彩陶盆為泥質(zhì)紅陶，斂口平沿，圓唇鼓腹，陶盆肩、腹部用黑彩繪有玫瑰花卉紋圖案。
“花”，也就是“華”，多出現(xiàn)在蔚縣西南方向的仰韶文化區(qū)。
而三關(guān)遺址和琵琶嘴遺址兩地相距只有大約20公里。
這一“龍”一“花”兩種圖案還在眾多出土器物上出現(xiàn)，“龍”和“花（華）”，正是中華民族文明起源中最重要的兩個徽標。
“蔚縣新石器遺存的文化面貌極為豐富，除了中原的仰韶文化和東北的紅山文化，還有西北方向的河套地區(qū)新石器文化也在蔚縣有許多發(fā)現(xiàn)。這說明壺流河一帶是多種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地區(qū)之一。”李新威說。
三個方向，三類文化，在蔚縣碰撞。這極大地啟發(fā)了考古學家蘇秉琦，他后來的“三岔口”理論，也讓蔚縣這個名字大放異彩。
在蔚州博物館的展墻上，有一張1982年蘇秉琦到蔚縣三關(guān)遺址現(xiàn)場考察的老照片。
蘇秉琦現(xiàn)場觀摩了三關(guān)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彩陶，并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文中寫道：“張家口地區(qū)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
“三岔口”，這是一個關(guān)于張家口地理區(qū)位和文化內(nèi)涵的新定義，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蔚縣。
基于這一結(jié)論，蘇秉琦將蔚縣納入了他關(guān)于中華文明起源的“區(qū)系類型說”，地處“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區(qū)域的蔚縣，從此確立了在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中的位置和影響力。
蘇秉琦指出，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這一區(qū)域，“找到了連接中國中原與歐亞大陸北部廣大草原地區(qū)的中間環(huán)節(jié)，認識到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在中國古文明締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太行東麓廣大平原，在燕趙大地上，不僅僅有一個因“三祖合符”而被千古銘記的涿鹿，泥河灣、蔚縣、巨鹿……眾多伴隨我們生老病死、愛恨歌哭的河北地名，同樣記錄著中華文明發(fā)祥演進的歷史。這一連串地名，如一個個閃亮的時空坐標，指引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找到共同的文化的根。（河北日報記者 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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