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紛紛大幅加息，全球負收益率國債時代正悄然落幕。
數據顯示，當前全球負收益率國債的規模降至約1萬億美元，較2020年底的峰值——逾18萬億美元大幅回落。
目前，全球負收益率國債僅剩日本國債，原因是日本央行延續-0.1%的利率政策與極度寬松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Y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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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是去年以來高通脹狀況令越來越多國家不得不加入加息陣營，令本國國債收益率水漲船高。”一位全球宏觀經濟型對沖基金經理向記者透露。比如受歐洲央行近期大幅加息的影響，當前德國與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達到2.1865%與2.72%，但在2019年8月，它們一度分別跌至歷史最低值-0.703%與-0.57%。
但是，盡管越來越多國家國債收益率轉正，但眾多資管機構對它們的配置熱情并未明顯回升。究其原因，一是當前這些國債名義收益率仍然遠遠低于本國通脹率，導致資管機構配置這些國債的實際收益為負值，即投資國債的收益未必能跑贏通脹；二是全球眾多央行仍在持續加息，導致國債價格相應走低，給資管機構配置這些國債構成新的投資風險。
“更重要的是，隨著負收益率國債規模驟降，不少國家已經感受到利息支出壓力迅猛增加，尤其是當國債收益率不斷走高時，他們財政收入用于支付國債利息的比重不斷加大，導致他們無法將更多財政收入用于刺激經濟增長。”上述全球宏觀經濟型對沖基金經理直言。如何在保持大幅加息遏制通脹同時壓低國債收益率(相應降低國家財政的國債利息開支)，儼然成為越來越多國家面臨的新挑戰。
負收益率國債規模大縮水探因
記者多方了解到，全球負收益率國債規模大幅縮減，與眾多國家紛紛退出負利率貨幣政策有著密切關系。
此前，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央行先后負利率貨幣政策，導致國債收益率跌入負值。
“當時這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采取負利率貨幣政策，主要目的是降低企業信貸融資成本與促進民眾積極消費，從而推進經濟增長。但負利率貨幣政策的一大弊端，就是很多國家國債收益率跌入負值，給資管機構帶來較大的債券配置壓力。”這位全球宏觀經濟型對沖基金經理表示。
在眾多國家央行采取負利率時期，眾多投資機構一方面依靠高拋低吸國債資產獲取交易型收益，填補國債投資的收益缺口，另一方面通過貨幣匯率波動投資增加國債配置的綜合收益，從而確保債券投資組合跑贏通脹并達到預期的收益目標。
如今，隨著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央行先后退出負利率貨幣政策帶動歐洲等國國債收益率轉正，越來越多投資機構開始重拾持有到期的策略。畢竟，正收益率國債能創造一定的債券持有收益，減輕機構完成預期收益目標的壓力。
但記者了解到，由于當前很多國家通脹率遠遠高于國債收益率，反而給投資機構配置國債構成新的壓力。
一位全球多策略對沖基金固定收益部門主管告訴記者，目前他們只能選擇低配各國國債，將更多資金投向權益類資產與PE資產以獲取更高回報率并跑贏通脹。除非全球經濟衰退壓力加大令各國國債價格明顯回升，否則他們很難加倉國債類資產。
最后留守者遭遇“資本狙擊”
隨著負收益率國債規模大幅縮減，目前金融市場正密切關注負利率國債的最后留守者——日本何時采取貨幣政策緊縮措施。
本周，日本2年期國債收益率攀升至-0.002%，是2015年以來首次逼近“零”，表明越來越多全球投資機構正積極押注日本央行貨幣政策轉向。
與此同時，10年期日元國債掉期利率一度上漲突破0.6%，創下過去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大幅高于日本央行現行的國債收益率不得超過0.25%的政策上限，同樣反映大量投資機構認為日本央行為了遏制日元匯率跌跌不休，最終只能放棄極度寬松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YCC)。
但是，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近期明確表示，他無意改變當前短期基準利率-0.1%的貨幣政策，無形間給市場“潑了冷水”。
“事實上，金融市場對此并不在意。因為眾多投資機構認為只要日元匯率跌跌不休，日本當局將感受到日元貶值對日本經濟的持續負面沖擊，最終不得不調整寬松貨幣政策。”一位外匯經紀商告訴記者。需要注意的是，當前押注10年期日本國債掉期利率大幅上漲的投資機構，恰恰已投入大量資金豪賭日本貨幣政策轉向。
不過，隨著26日美元指數大幅回落，日元兌美元匯率驟然回升至147.08附近，遠離此前創下的過去逾30年以來最低值151.94，令日本當局稍微“喘了口氣”。
此外，相比貨幣政策轉向，日本當局似乎更青睞多次入市干預力挺日元匯率，迫使押注日本貨幣政策轉向博取巨額收益的投機資本“知難而退”。
“日本當局何時收緊貨幣政策，仍是一個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日本央行扣動貨幣政策緊縮的扳機，全球負收益率國債時代將徹底落下帷幕。”前述全球宏觀經濟型對沖基金經理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日本9月CPI數據同比增幅達到3%，創下1991年以來最高值，越來越多投資機構開始認為日本當局將很快被迫收緊貨幣政策以應對日益攀升的通脹壓力。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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