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通商以后，不僅糖業，整個中國手工業均面臨著來自洋貨的沖擊。
“茶也、絲也、棉也、礦也，并吾國其他之大種實業，受外商之壓迫，無一不頹落、不滯鈍，將來且無不危險，吾固已言之矣。然以彼各項每歲多少總尚有若干之輸出可以稍作抵制，有現成之基礎可以立圖改良。未有如糖業有入無出，安受浸灌者，百道橫流，萬派沖激，而曾無拳石束蒿之具，足以稍資捍衛，此坐斃之勢也”。
(資料圖)
糖業所面臨的情況更差。“舊日之糖，銷路日微，銷數日絀，糖商折閱，無可挽回” 。“糖業不足恃，蔗農不得已改種他物，以彌其缺” 。
歐洲甜菜糖業生產穩定后，中國糖出口大減。
“到1884年，直接運往美國的糖已經沒有了，運往英國的也不關重要，這時，在政府補貼政策的刺激之下，歐洲大陸甜菜糖生產大為擴展，同時蔗糖也從其它各地區獲得充分供應，糖價因而下降。這樣就杜塞了中國糖對這些地區的貿易。到1885年，香港這一市場也受到了影響，馬尼拉和爪哇糖對香港的廉價供應，開始代替了汕頭糖的地位。汕頭糖的價格雖由于國內市場的需要，仍保持著原價，但是對香港的出口已經減少”。
“近來洋糖洋油，盛行內地，致油糖各行，諸多虧本歇業，植蔗田畝，紛紛改種雜糧，糖油二宗，因此大為減色”。
十九世紀80年代中葉后，甜菜糖業對廣東、福建等產糖地區沖擊更大，宣統年間廣東《東莞縣志》記載：“近日外洋以蘿菔制糖，攙入內地，邑之糖業漸衰落矣”。1906年、1907年洋糖進口量幾乎是國糖出口量的五倍。
天津港自古是北部中國所需沙糖集散地，由福建、廣東和臺灣三地供應。清末，外國商品貿易興盛，爪哇精制原糖及香港糖經天津港大量進入中國北部市場。漢口港、鎮江港、上海港都成為外糖輸入的重要港口。東北地區的外糖主要是經由滿洲里稅關及綏芬稅關輸入，供貨商主要是俄國的阿什河制糖公司、英國的太古洋貨及日本的三井物產公司。外糖不僅暢銷于各個銷區城市，而且在中國幾個重要的沙糖產地，也有較大輸入量。
1924年至1930年，全國年平均進口白糖60萬噸；1931年至1937年，年平均進口食糖約30萬噸。直到20世紀40年代后期，進口糖量有增無減。抗戰前全國年進口食糖一般都要超過國內產糖量的2~3倍。舊中國近代制糖工業從二十世紀初起步，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發展極其緩慢。
20世紀30年代以前，不論是甜菜制糖廠，甘蔗制糖廠，還是精煉糖廠；不論是外資興辦，還是民族資本興辦，都沒有成功，中國的機械化制糖業未能形成，仍然處于手工業制糖階段。牛拉石轆壓取甘蔗的古老制糖法依然普遍，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遍布城鄉民間。糖的產量及質量都不及先進國家，需大量進口食糖，“民國十九年，糖品進口值1.33億元，居全國進口貨物的第二位”。
面對進口糖的沖擊，國民政府試圖從政策上進行調整以應對危局。1931年試圖借助古巴制糖勢力來完成“制糖國營計劃”，實行統制經濟，因受到中外各方面的反對而擱淺。1935年，上海市商會發起組織上海糖業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國民政府以此為契機，再次計劃實行糖業統制，糖商群起反對。在華商糖業會議上，就食糖專賣問題投票，42票反對、2票棄權，還未開始即宣告失敗。政府的統制措施，并未積極地從事糖業技術革新，組建新式機器制糖廠，降低企業稅負，彌補自身不足以保住國產糖市場份額。而是企圖取巧，以古巴勢力來對抗日本糖業的進逼，同時加強政府統制，難有好效果。即使廣東實施了糖業統制，稍有進步之象，因限于國內政爭、匪亂、苛刻的捐稅以及進口糖的低成本，成效有限。
1931年“關稅自主”后，走私日益猖獗，不僅損失關稅，還嚴重威脅到中國糖業的生存。
（文章來源：中國糖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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