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敬峰（陜西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緣于“其（王陽明）與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故《大學》遂成為“宋明六百年理學家發論依據之中心”以及“理學發展的風向標與晴雨表。”這就將《大學》在理學史當中的肯綮地位提解出來。而在宋、元、明、清理學發展的四個時期，清代無疑是《大學》詮釋史上大師云集，著述宏富，學派林立，新見紛呈，成就斐然的一代。其學術特質主要有：

《禮記》之《大學》與《四書》之《大學》并行

(資料圖)

《大學》原本屬于《禮記》中的一篇，后在朱子那，與《論語》、《中庸》和《孟子》合刊為《四書》，并隨著朱子學上升至官學地位，《大學》亦隨同四書成為家弦戶誦的經典，以至出現毛奇齡所謂的“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的學術局面。而這一情形到明代的時候有所松動。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故愚以為宜以《學》、《庸》還之禮家。”揆諸史料，應該說祝允明是較早發出《大學》重返《禮記》的學者，然囿于朱子學的強勢地位，祝氏這一主張雖在當時并未引起多大影響，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義要遠遠大于其實際意義。而后明清之際的郝敬、陳確、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礎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禮學著作中全文錄入《大學》，尤其是隨著乾嘉漢學的興起，“《大學》璧回《禮記》”蔚然成風，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親自主持編纂、刊行的《禮記義疏》直接收錄《大學》，可謂是從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學》返歸《禮記》的主張，其所產生的蝴蝶效應，至清廷解體依然存在。但必須指出的是，《禮記》之《大學》的出現，并未取代《四書》之《大學》，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態勢。但“由于沒有出現一個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大學》、《中庸》僅僅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也就是說，《四書》之《大學》仍然稱雄科場，而《禮記》之《大學》則雖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備足以取代《四書》之《大學》的實力。無論如何，《禮記》之《大學》與《四書》之《大學》雙軌并行確是清代《大學》詮釋史上的一個特色所在。

《大學》詮釋階段性特征明顯

一般而言，對于斷代學術史的理解和把握，不約而同地會關涉到學術的分期問題。晚清的皮錫瑞將清代經學劃分為三個特征明顯的時期：以漢宋兼采為主的清初、以漢學為主的乾嘉時期和嘉道以后，以今文經學文主的時期。皮氏這一論斷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學術的主流特征。而后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又明確提出三變說：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就從學術特質而論，梁啟超的理解與皮錫瑞大致相同。王國維則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國初之學術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稍晚的錢穆則將清代學術劃分為四個時期：一是晚明諸遺老時期；二是順康雍時期；三是乾嘉時期；四是道咸同光時期。龔書鐸主編的《清代理學史》則將清代劃分為三個時期：一為順康雍時期；二為乾嘉及于道光中葉；三為道光中葉至清結束。從這些代表性學者的論述中可見，對清代學術的劃分主要是三期說和四期說，后者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為關注明清之際這一階段，意在為清代學術的發生厘清源頭。但無論何者，清代學術特征的變化用梁啟超的三變說較為清晰和準確，故本文此處采納梁啟超之論。而從較為宏觀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學》詮釋史在輪廓上與梁啟超、王國維所論保持一致，在學術主旨上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即清初主要是回應朱、王之爭，中期隨著王學的衰熄，旨趣轉變為漢、宋之爭，而晚清則經世致用特征明顯，顯豁出王國維所謂的“新”。

古本《大學》研究最為鼎盛

眾所周知，《大學》是四書當中牽涉爭議最多的經典，僅僅是版本問題就一直紛紜不斷，難有定論。僅臺灣學者李紀祥考證的兩宋以來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而在這眾多版本中，占主導地位的無非是古本《大學》（鄭玄）與今本《大學》（朱子改本）。而隨著陽明心學的崛起，古本《大學》開始與今本分庭抗禮，并在明清之際“回歸原典”運動的刺激下，古本《大學》引起廣泛的關注，發生前述的“《大學》璧回《禮記》”的學術現象，成為乾嘉漢學興起的一條主要線索。李紀祥對此有敏銳的判斷：“返回《禮記》，即宗漢學，宗漢學即宗古本。”基于此，有清一代，雖然今本《大學》依然保持官學地位，但古本《大學》卻成為士子從事學術研究的文本，頗有“科舉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態。實際上這一點，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說過：“諸生讀《大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于切已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大學》”，湛氏此言可謂發了清儒的先聲，只是在當時并未形成規模效應。這與同屬四書的《論語》、《孟子》穩居科場和學界頗為不同。縱觀清代代表性學者的《大學》注本，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毛奇齡、楊亶驊、劉古愚、溫飏、張文檒等皆以遵從古本為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學者在《大學》版本上的唯古本是從的取向。

改本《大學》數量較少

古本《大學》雖年代較之今本《大學》為早，但比較吊詭的現象則是，它引起學界的關注則是在朱子今本《大學》之后。更為準確地說，是到明代中期陽明心學崛起之后，不僅古本《大學》引起重視，同時改動《大學》文本亦迎來推崇和研究的高潮。而至于個中原因則在于，陽明心學對朱子學的沖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朱子學的權威，他們兩者的文本競爭“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即從《大學》文本改訂入手，進行理學學說創新活動。”故在明代陽明心學最為鼎盛的中晚明時期，改本數量最多，可謂冠絕一時。而到清代，“考證之學興起，學者尊注疏、復古本，力主《大學》歸返《禮記》，因之清代雖有改本，已非明季之盛”，主要有胡渭改本、惠士奇改本、甘家斌改本、宗稷辰改本、章鈞改本等八種，可見清代《大學》改本數量遠遠不及明代。

經世致用取向明顯

康有為說：“夫內圣外王，條理畢具，言簡而意賅者，求之孔氏之遺書，其惟《大學》乎？”康氏此言不虛，道出了《大學》所涵具的內圣外王的特質。也正是這一特質，使得《大學》在每逢世道澆漓之際，就會受到格外的重視。就清代而言，明清之際和中晚清的《大學》詮釋其經世致用的詮釋面向最為凸出。如宋翔鳳在詮解《大學》時，“遂釋‘格物’為‘器車’‘河圖’‘膏露’‘醴泉’等物，以傅合《公羊》家著治升平、文成致麟之說”，劉古愚在詮釋《大學》亦有類似做法，在詮釋《大學》“第九章”時道：“生財則須以人力補天地之缺陷，如羲農以至堯舜之所謂則可也。孔子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禮》稱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制作，子貢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圣門論財用，未嘗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機器，一人常兼數人之功，一日能作數日之事，則真生眾食寡、為疾用舒矣。”眾所周知，孔子并不諱談“財利”，而是主張取之有道，后宋明理學拔高“義”，致使談“利”色變。劉古愚則通過引用孔子的話，來為其“生財”思想進行辯護，他認為儒家對于財力并不單單是理論上的，而是主張生財的，所以西洋的機器皆可引以為用的。可見劉古愚對西方知識、器械并不反對，而是主張變通以為我用。在清代《大學》詮釋史上，如此事例不勝枚舉，他們的詮釋已經不同于其他斷代學者那僅僅關注個人的德性成就，而是轉向到外部經世濟民上來。

要之，經典詮釋既面向過去，亦面對當下，是連接過去與當下的樞紐和津梁。在后經學時代，如何讓古老的經典重新煥發新的經世致用的生命本色，如何防止經典詮釋變成純粹的文獻研究，如何重建我們對經典的信仰，清代的《大學》詮釋的特質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和典范。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19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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