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都市報縱覽新聞記者 李春煒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兩個人，一間屋，五只貓，若干樂器——這樣的“宅男之家”，在北京市朝陽區就有不少，縮小到酒仙橋地區也算不上頂配。但把自己的屋門關上后，這一畝三分地兒就成了音樂科普創作者范筒獨一無二的音樂兼視頻工作室，或者用粉絲們的話說——“筒師傅的音樂小課堂“。

而在現實中，他的朋友們都叫他范筒，這個諧音帶點自嘲意味的名字太過上口，以至于叫著叫著，朋友們有的忘了他的真名，而他也忘了這個外號背后的確切來歷。而”筒師傅“，是范筒的另一面，這個更接地氣的名字，會讓他覺得自己是個廚子，這讓這個喜歡下廚房的人，感覺“還挺帶勁”。

范筒在河北的鄉村長大，200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先后在豆瓣、知乎、Airbnb等公司工作。當同齡人大多選擇順著閃光的簡歷分行，層層上跳時，范筒卻只用了一周時間，就按下了刪除鍵——2021年十月，他成為了一個單打獨干的全職創作者。

又兩周，這個音樂科普短視頻領域的“新人”就完成了《影響世界搖滾樂的十大瞬間》。雖然每集時長只有一分多鐘，但十個視頻做出來，范筒卻感覺“像寫完了一篇大學的文化研究論文“。現在，他的抖音粉絲已經超過70萬，獲贊超過400萬。

成為一名科普創作者

做文化研究曾是范筒學生時期的志向。在那個眾多文藝青年無比向往卻往往一入學被“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一語打上一棒的學院里，本科四年內最基礎、延續時間最長的課程就是文學史，而其中，串聯起一段段歷史的關鍵就是那無數加在書名號中間的“文學經典“。

埋頭苦讀之余，一向思維活躍的范筒總不免有點叛逆地想著這些”經典“反面的樣子，就像他熱愛的搖滾樂，也是借由時代從邊緣走向文化中心的——這種對文化現象的關注、思考，是他大學時寫亞文化、寫崔健的論文的出發點，也是他如今用短視頻的形式講述搖滾史的基礎。

范筒的吉他是自學的，一學就從高中到了現在。大學時，他和朋友組建了個一直不怎么著名的、人稱“五把吉他沒有貝司”的樂隊，這支樂隊的真正面貌，往往出現在酒后大家紛紛拿起吉他唱起來的時候。他們在舞臺上唱過羅大佑、Pink Floyd、周云蓬、萬青和交工，酒桌上的代表曲目則是《Knocking On Heaven’s Door》，《李伯伯》和《長鋏》。在這個小集體里，他唯一的主音吉他手，被大家戲稱為“文藝骨干”。

在音樂平臺發自己寫的歌兒，斷斷續續下來也有七八年了，他給自己的父親、愛人、貓咪寫過或深情或幼稚或濫情的民謠，也給互聯網從業者寫過扎心的rap，但范筒從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音樂人，在他對搖滾樂最癡迷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幻想過要做一個搖滾明星。

在某個音樂平臺上，范筒的個人簡介是“酒仙橋歌手，特點是尾音唱不準、聲音特別顫、結尾弄不好、歌詞憋不出、錄音條件簡陋”，哪怕已經成為了百萬級的創作者，在這個時代，如果他不主動提及，他的大部分歌兒也大概率不會粉絲聽到。所以，開始有音樂公司的人來找他寫歌時，他還當別人是開玩笑，直到“商單“白紙黑字地呈現在了眼前。

在這里，一點也不在乎別人喜不喜歡自己作品的范筒，也陰差陽錯地因為自己的堅持，成了個有點挑剔的乙方——別人的需求在前，但他自己不想寫，也寫不出那種自帶套路，“一聽就有那味兒，但總感覺缺點啥，不夠有特點”的東西。也因為對自己的要求，范筒在這類作品背后花費的精力要比日常寫歌多很多，時常推倒重來，而他最后交付的作品（也就是這個音樂市場的產品）是否“合格”，就是他最關心的。

不過，那仍然只是普通樂迷筒師傅生活里的一小部分。走出工作室，這個自嘲為“優衣庫男孩“的宅男，也是酒仙橋地區出色的貓奴、暖男和廚子——一體多面的身份，也讓他比很多人更明白音樂可以是什么，又要讓步于什么；只有他在提及獨立音樂、地下音樂的商業化時，敢去感嘆“張培仁太少，情緒化的經營者太多”；也只有他能心平氣和、有理有據地把搖滾樂手當成一種職業，進行收入分析，把音樂一面從神壇上拉下來，一面從爛泥里撥出來。

所以，別再問什么他是搖滾精神——因為他會說，不好意思，沒有的。也別再把自己的愛好放置在一個精心構建的鄙視鏈里四處評判——音樂人能賺到錢養活自己，粉絲花錢能花明白花開心，不好嗎？

用視頻寫“論文”

轉行做創作者的事情，范筒沒有告訴太多人。他知道這個他設想中”投入和產出比最清晰“的工作，在親朋好友看來可能是只是一場”文化苦旅”，好在現狀很快打消了這個顧慮。

他也不愿去打擾以往志同道合的好友——因為那些當年和他一起在學校唱歌、擠在樂器行角落里排練，甚至一起在工體外和黃牛砍價的同伴中，大多數人不出意外地成為了主編、作家，或是教師，在各自的崗位上耕耘，和他少有現實交集。

但在某些場合偶遇時，現實也會出乎范筒的意料。他發現不少人（包括他曾認為并不對音樂感興趣的朋友）不僅看過他的短視頻，還一期不落；以往設想中的那種“學院式”的居高臨下的“批評指教”也從未出現，他的工作反而收獲了意料之外的建議和贊揚。當他的粉絲在網上呼喚他”講講XXX”時，也有研究民間文學的朋友希望他講講民歌，因為她自己無法從音樂的角度進入文學，而這正是范筒的愛好，也是強項。

“筒師傅的音樂小課堂”讓范筒從另一個角度接近了自己曾經的學術理想。當他在網絡上“寫”自己的“文化研究論文”，仔細考察自己說出的每個史實的準確性和表達的清晰度時，他的朋友們也在會議室、講堂上分享著自己的見解，他們深入的”田野“是同一片，他們鉆進的文獻也映在鮮活的現實天空里。

在現實中看似疏離的東西，在音樂中，又會合了。筒師傅耕耘的這一畝三分地，不但沒有因為嚴肅和垂直被淹沒在熱門不斷刷新的短視頻海洋里，反而變成了很多音樂愛好者的寶地。在這里，你或許用幾分鐘時間就能搞明白自己從小到大沒從鋼琴鍵上弄明白的基礎樂理，疏通偶然聽過的一段音樂背后的創作歷史，甚至還能摸清一首網絡歌曲紅遍大江南北背后的套路——

如果一個人曾后知后覺地愛上一個年頭不小的樂隊，那他一定能理解和筒師傅“相見恨晚”的感覺。

但“講課”，并不是筒師傅工作的重點和核心，和上班時差不多的工作強度背后，他的最大動力也不是自己對音樂固有的熱愛。

作為一個樂迷，范筒是普通的，但他的觀察，卻超出了音樂本身——從高中喜歡上音樂，到成為一個音樂科普創作者之間度過的短短十多年，無數年輕人在音樂的滋養中成長的相似經歷背后，音樂本身從生產到傳播、被聆聽背后的一連串機制已經完全改變了。

在音樂傳播主要依靠磁帶、CD等傳統介質的時代，音樂創作和消費都相對封閉，主流音樂公司和制作人各自用經驗邏輯發掘新人，創作者和樂評人也通過相互博弈，促進音樂的再生產，三者構成了一套江湖秩序，特定的樂迷被自上而下地引領、培養。

而當所有人可以依靠網絡，在同一時刻聽到同一首新歌，并瞬間發表自己的看法時，這個體系就開始翻轉了。音樂市場被分化成了兩級，而范筒站在中間，既要對現實有相對客觀的見解，又不能完全摒棄自己的審美和歷史經驗。這正是他堅持做音樂科普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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