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海道”絲路文物看歷史上的吐谷渾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演講人：葛承雍?演講地點：中國人民大學“日知”系列講座?演講時間：2022年六月
我們今天之所以把“青海道”納入題目，是因為“青海道”作為絲綢之路的一部分，與西域文明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術界對青海湖周邊以及海西州的歷史文物研究較少，對“青海道”的認知也不夠充分。最初“絲綢之路”申遺時，我們對陜西、甘肅、新疆等地都有涉及，卻未納入青海和寧夏兩個省份，反映出當時對“絲綢之路”的認知尚不全面，目光仍然局限在主干道上。“絲綢之路”應當是一種“路網式通道”，而非單一的貿易線路。其中的中國路段除河西走廊主干道之外，還有被稱為“中國境內第二條國際化絲綢之路”的“青海道”。隨著青海省都蘭縣熱水古墓群被陸續發掘，出土了大量令人驚奇的文物珍品，刷新了人們對古代吐谷渾—吐蕃歷史的認知，也引起了海內外各界的關注和重視。
本場講座我們將在已出版研究論著和展覽圖錄的基礎上，分三部分對“青海道”文物作一集中的介紹與討論。
葛承雍?陜西師范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特聘教授。1998年入選國家級“百千萬工程人才”。自1981年以來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250余篇，出版有《大唐之國》等著作20種，獲社科學術優秀成果獎等各種獎項共18次。
“青海道”提供絲路外來文物研究又一視角
“青海道”一名，古已有之。《新唐書》高宗本紀記載，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六月“吐蕃攻吐谷渾，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救之”，是史書記載“青海道行軍”的明確文字。李賀的《塞下曲》也寫“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里”，表明到唐朝中期，“青海道”已然成為詩歌中代表交通要道的一個文化符號了。
“青海道”又稱“吐谷渾道”。吐谷渾原是遼西鮮卑慕容部的一支，于西晉末年離開遼西，穿越陰山山脈，西遷至今甘肅東南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東部，這里原為羌、氐住地，吐谷渾人來到青海高原后，以武力征服了羌人部落。東晉咸和四年（公元329年）葉延以先祖之名為姓，以吐谷渾為國號，在青海海西地區德令哈、都蘭一帶建立起了以鮮卑人、羌人、氐人和漢人為主體的新政權。彼時的吐谷渾東臨前秦，北接前涼，西南和東南分別為吐蕃和東晉政權，可謂是處于文明互通之要地。
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權，吐谷渾在青藏高原存在了350余年，最強盛時控制了今青海、甘南和川西北地區。吐谷渾人先期居穹廬氈帳，后期有城居，主要從事畜牧業，也從事農業種植糧食，境內的白蘭山礦因銅鐵、朱砂、黃金而聞名。吐谷渾曾向南朝、北魏等貢馬，其境內有良馬“青海驄”，號稱龍種。境內白蘭道也屬中西交通要道之一，其商隊由此東至長江和黃河下游，西達波斯，南抵吐蕃、天竺。
青海都蘭出土騎馬武士金飾品。資料圖片
青海都蘭熱水墓地考古出土阿柴王之印章。資料圖片
十六國時期，中原地區戰亂不休，吐谷渾趁勢獲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權，與西域、羌中、湟中、柔然、高車等均有密切聯系。在交通要道因各種原因難以通行時，當時各個民族便取道吐谷渾，青海道由此成為使者、商人及僧侶往返之要道，中原、蜀地、吐蕃皆以此為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作為絲綢之路路網上第二條被開辟的道路，歷史上青海道曾一度有以輔道代主道的趨勢。
青海道也是一段“路網式通道”，它從長安經甘肅天水、秦安等地至青海西寧，又在青海境內一分為三：北線經海北到門源穿越祁連山并入張掖到玉門關，連接絲綢之路主道，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親自到過河西走廊的皇帝，隋煬帝到張掖、酒泉即經此道；中線繞過青海湖北岸，以伏俟城為次級樞紐，向西進入柴達木盆地、茫崖直通南疆若羌；南線經柴達木盆地南至香日德—諾木洪—格爾木—烏圖美仁，到達塔里木盆地的且末，并與主干道匯合。來往商旅可在不同季節，依現實情況在南北三條路中擇一通行。
在張騫鑿空西域后，西漢王朝據兩關設四郡，西域與中原商旅往來大都走相對安全的河西走廊，所以史書中關于青海道（舊稱“羌中道”）的記載很少，但這并不能磨滅它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公元6世紀，吐谷渾夸呂（公元535—591年）建都伏俟城，號可汗，通使東魏北齊，對抗西魏北周，并與隋朝常有軍事沖突。公元591年世伏繼位后向隋朝求和親，得光化公主。公元609年隋朝軍隊大舉進攻吐谷渾，并在青海與新疆交界處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沒能獲得完全的控制權。隋末唐初，吐谷渾人與中原勢力對青海故地反復角逐，唐朝還曾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嫁諾曷缽可汗。
青海都蘭出土人首魚尾金飾品。資料圖片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出土對稱翼馬綬帶波斯紋錦，海西州民族博物館藏。資料圖片
然而，吐谷渾發達之后內部失和，又因活動地域氣候惡劣，力量逐漸衰弱。日漸強大的吐蕃作為高原后起的霸主，為了控制青海道，獲得政治、戰略和經濟上的巨大收益，利用吐谷渾內部的叛臣，將吐谷渾一舉攻滅，諾曷缽王和弘化公主逃亡涼州。公元663年，青海吐谷渾故地全部納入吐蕃的版圖。
盡管被吐蕃吞并，但吐谷渾的政權消亡并不等于部族的消亡，歸降吐蕃的部分吐谷渾王室成員仍得以保留其可汗名號，并同吐蕃王室通婚，雙方開始結盟。留在故地的吐谷渾人像吐蕃屬部一樣推行千戶制，頭領成為贊普麾下的小邦王和吐蕃下層官員，在保留著自己建制、官位的同時，還擁有自己的部族組織和特定的活動區域。吐谷渾的青年壯丁被當時急需擴員的吐蕃軍隊收編，承擔戍邊、征調、料集等職責；十萬多移民成為吐蕃的奴隸，被實行編戶齊民式的管理……吐谷渾人不斷向吐蕃稱臣朝賀、繳納賦稅，還要為吐蕃提供物資、當兵打仗，成為“軍糧馬匹，半出其中”的補給基地與外擴的跳板。
歷史上的吐谷渾一直善于與周邊幾大政權交往。它曾向北魏遣使41次，遠超西域和臨近政權交往的次數。吐蕃征服吐谷渾后，根據目前的資料來推測，吐蕃與唐朝交往過程中使用的金器、瑪瑙杯和紡織品等財物，可能有很大一部分都來自吐谷渾的貢獻。
吐谷渾人成為吐蕃王朝的臣民之后，史書記載難以對他們進行區別，也沒有記錄下吐谷渾的結局。但在漢文史籍的零星記載中，我們可以掌握一些逃往唐朝的吐谷渾人的信息，他們在吐蕃東侵戰略的緊逼和唐朝西北方防御戰略的部署下，從河西、靈州（今寧夏中寧）遷徙到朔方（今內蒙古白城子）、河東之地，融入當地生活的其他部族。目前陜西北部和內蒙古等地出土的吐谷渾墓志，便敘述了他們離開青海之后，經甘肅進入寧夏、內蒙古等地的行蹤軌跡。
青海吐谷渾大墓曾出土眾多精美文物。其中一枚刻有駱駝紋和古藏文的銀質印章備受關注，經過解讀，銘文意為“外甥阿柴王之印”，表明墓主身份應當為吐谷渾人。此外，墓中還出土了一件西亞、阿拉伯風格的金腰帶，該腰帶分為三股，兩頭飾以綠松石，是墓主身份等級的象征。墓中還出土了幾件刻畫騎射武士的金飾片，其中武士均著翻領長袍，衣領、袖頭和短靴上有精美裝飾，武士所騎的馬應當就是大名鼎鼎的青海驄，該馬以耐力強為突出優點，馬腿較短，馬鬃與馬尾都是編織的。
青海都蘭熱水墓地出土金腰帶。資料圖片
唐鏨刻聯珠紋獨角翼馬金飾片，青海湟源縣古道博物館藏。資料圖片
2019年，甘肅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發現了唐代“大周云麾將軍守左玉鈴衛大將軍員外置喜王”慕容智墓，是武威地區發現的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據墓志記載，慕容智是拔勤豆可汗、青海國王慕容諾曷缽第三子，因病于唐（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三月二日薨，終年42歲，可知當時吐谷渾后期王族仍堅持著自己的譜系。墓道頂端的樓閣、墓中人物壁畫和天象圖，以及隨葬的彩繪天王俑、鎮墓獸、連珠團窠對鳥圖和黃底大象絲綢等300余件文物，充分證明了吐谷渾王族既全面吸收唐制文化，還受西域胡風文化的熏陶，由此來看，這是東西方交通上一個善于吸納四方文化的民族。
“青海道”見證多樣文化的交流與互鑒
因戰爭頻繁，隋唐時期的青海道不時被阻礙，但稍遇和平安定時便會重新繁榮。吐谷渾有著對外貿易的傳統，《周書·吐谷渾傳》記載公元553年“（吐谷渾王）夸呂又通使于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于州西赤泉，獲其仆射乞伏觸扳、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可知吐谷渾王室貴族青睞的金銀制品以及各種高級奢侈品，很有可能是由西域中亞運送而來。以下我們從異域貨幣、紡織品、金銀器、金銀飾片、宗教用品和玻璃雜物六個方面，介紹青海道文物中多樣文化的交流與互鑒。
1.異域貨幣
貨幣是貿易圈的象征，貨幣所在即是貿易所在。吐谷渾是東晉初至唐朝前期活動在青海高原上的游牧王國，而青海多地發現了這個時期的域外貨幣，表示吐谷渾與外界有著非常頻繁的貿易交流與經貿往來。
1956年，西寧市隍廟街（今解放路）出土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王朝時期（公元457—482年）銀幣76枚；20世紀70年代，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一件西亞安息人制作的單耳銀壺；1999年，烏蘭縣銅普大南灣遺址出土一枚查士丁尼一世時期（公元527—565年）東羅馬金幣及6枚波斯薩珊王朝不同時期的銀幣；2000年，又在都蘭縣香日德鎮以東3公里處的溝里鄉牧草村的吐谷渾墓地中發現一枚東羅馬帝國狄奧多西斯時期（公元408—409年在位）的索里德斯金幣；青海火車站修建期間，也曾發現過上百枚波斯銀幣，可能為商人在緊急情況下就地埋藏而未取回……
總之，目前我國出土東羅馬金幣及仿制品已有百枚之多，而青海陸續發現的外來金銀貨幣，也是貿易圈的重要反映，是西方商人來此貿易的見證，證實了當時青海道上的商貿的繁榮。
2.紡織品
絲綢是絲綢之路東西方商貿的重要載物，而都蘭吐蕃墓群出土的紡織品囊括了從粟特到漢地作坊里的眾多品種，其數量之多、種類之全、圖案之美、技藝之精、時間跨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為中原漢地織造，剩下的則來自西域中亞或西亞。
西域織錦以粟特錦和波斯錦數量為多，其中一件織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八世紀缽羅婆文字的金錦，是目前世界上僅有的波斯文字錦，也是常在各大絲綢之路展覽產出的明星文物。
2019年敦煌吐蕃展曾展出兩件織錦，它們尺幅巨大，應當不是衣料，而是用于其他物品的裝飾物。
現收藏于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的一件織錦成衣，是極其罕見的吐蕃時代成衣。據考證，這件繡獅、鹿、牛、山羊紋及藏文的帶假袖披風來自七世紀上半葉的波斯地區。這種披風從中亞到“青海道”的棺板嵌片和壁畫上都有表現，從肩部垂下的裝飾性假袖（或為飄帶），兩條帶扎縛住敞開的前襟，既便于肩部運動，又顯得非常瀟灑。披風門襟處有墨書藏文銘文，應是未裁剪衣幅前寫上去的，可能是入庫時留下登記文字。另有一件50厘米長的幼兒錦袍，類似唐裝對襟直領樣式裙衣，錦袍上有精美的“聯珠紋大團窠對鴨紋”，還有小孩絳紅色20厘米套襪一雙，也有聯珠紋團窠纏枝花鳥紋等。這套衣衫采用粟特錦，樣式卻為唐裝，又出現在吐蕃統治下的吐谷渾貴族墓葬中，體現出多元文化在此地的交融互通。
3.金銀器物
海西都蘭熱水墓群是吐蕃統治時期吐谷渾邦國最重要的文化遺存。2018年，青海公安部門破獲了“熱水大墓盜掘案”，追回646件涉案文物，其中與絲綢之路相關的域外文物非常精美。最引人注目的要數人物紋鎏金銀盤、人物圖案貼金錫盤和卷草紋貼金銅盤。
出土金銀器當中，還有成組的金“胡瓶”和團窠紋貼金錫瓶。作為重要的賞賜和饋贈禮物，“胡瓶”在北朝隋唐時期頗為常見。前涼張軌時期（公元255—314年），“西胡致金胡瓶，皆拂林作，奇狀，并人高，二枚”，其中“拂林”指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如同真人般的高大“金胡瓶”被作為奇異禮物納貢給中原王朝，可見西域“西胡”的影響早已傳布。唐太宗李世民為表彰涼州都督李大亮勸諫獻名鷹的忠心，曾下書：“今賜卿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可知在當時胡瓶也受到皇帝和高官的喜愛。熱水墓群出土的貼金錫瓶為整體鑄造而成，表面貼金，腹部有四個花形團窠，內有身飾聯珠紋的立鳥。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的花鳥紋神獸紋銀瓶和都蘭墓葬出土的絲綢上也可見到類似圖像，具有典型的薩珊式立鳥紋特征，而這種立鳥紋是薩珊宮殿建筑上常用的浮雕花紋。
阿勒薩尼基金會收藏有嵌綠松石鳳鳥紋金胡瓶、雙角石獸鴨紋金盤、金瓶等吐蕃金銀器，被西方學者認為是最具吐蕃文化色彩的銀瓶。但溯其源流，它們應當是受到粟特文化的影響，才以聯珠圈內飾成對奇獸異禽為主體紋飾。我們推測，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按照吐蕃統治下吐谷渾人的要求，在粟特地區定制的產品。這些瑰寶出土于隋唐時期“青海道”的中繼點上，使得分處歐亞大陸遙遠兩地的青海湖和地中海，通過絲綢之路發生了神奇的文明連接。
4.金銀飾片
用黃金捶拓、剪切而成的各類金銀（含鎏金）飾片，是“青海道”出土文物的一個重要特色。這些金銀飾片大多帶有小孔，有的出土時附著有殘木片，有的在底部貼有絹片，有的孔內殘存有銅釘，還有的帶有銅銹，表明其原來均系裝飾固定在其他質地器物上的金銀飾片。
一件從古墓葬盜掘被追繳的金飾片上，有一正彎弓射箭、策馬飛奔的武士，該武將身著皮袍、護身軟甲和腰帶，腳穿長筒皮靴，頭戴皮帽，手拿角質彎弓趨身射箭，推測應是吐谷渾人的戰地先鋒官打扮，或是綜合古羌部落首領、吐谷渾武士和吐蕃武官而創造出的新的藝術形象。金飾片武士頭戴長裙帽，兩根辮子垂于腦后，八字須，大耳墜，小袖翻領對襟服裝，根據史書記載，吐谷渾男子服飾就是著小袖，小口衿，大頭長裙帽，帽上以羅冪遮住臉容，騎馬可避風沙。
金飾片一般用于服飾或馬具上，還有一件金飾片的人物盤腿坐在獸頭帶腿矮榻上，束發戴冠，三角形翻領窄袖胡袍，袍邊縫飾花紋，同時結合了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亞民族的服飾特征，生動反映了吐谷渾貴族的形象，應當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產生的互動藝術品。與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樣，吐谷渾人和吐蕃人都對馬、牛、羊鹿等各種動物紋飾十分偏愛。這些動物形象常常作為最顯著的主紋出現在金銀飾片的圖案中，它們或昂首挺立或揚蹄奔騰，雄健威武，形象生動鮮活，充滿著靈動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匠們還在這些動物原型的基礎之上，對其進行了大膽的藝術夸張，在許多動物的肩部裝飾以粗短的雙層或多層羽翼，成為傳說中的翼馬、翼羊等“有翼神獸”，一度流行于歐亞草原文化，“青海道”金銀器中的有翼神獸可能就是受其影響。
5.宗教用品
在與北魏和南北朝的文明交流中，吐谷渾的宗教信仰逐漸從薩滿教轉變至佛教。吐谷渾曾于公元514年立九層佛寺于益州，隋唐時更注重宗教儀式的隆重性，每年各部族集會，或邦國進貢禮品時，都要設立豪華的“金帳”營地，以可移動的建筑形式來展現王權的威風，隋煬帝巡視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時，就曾使用這種移動式的“朝堂”大帳。
吐蕃征服吐谷渾后，延續了拜謁盟主的傳統，并在宗教儀式中使用連續的迦陵頻迦鳥金銀飾片。從留存比較完整的一組迦陵頻迦鳥的銀鎏金飾片中可以看出，立鳥的造型生動活躍，迦陵頻迦鳥均為人身鳥足，頭戴寶冠，兩翼向外擴展，站立于橢圓形的小毯之上，手中各持樂器作吹奏狀。飾片上殘留有小孔和絲線的殘段，可能是縫綴在“金帳”之上的飾物。一個“金帳”最多能容納上百人，在帳篷內部用精美絲綢和金銀飾片連綴裝飾出一個富麗堂皇的空間，既是王權和財富的象征，也是宗教廣布的顯示。突厥可汗、粟特君王、阿拉伯哈里發等都是如此，吐蕃贊普在吐谷渾的文化影響下，更進一步凸顯了這種“金帳”文化標識。
6.玻璃雜物
古羌人與吐谷渾人都有儺祭習慣，吐蕃吞并吐谷渾后，全盤接受了這一傳統。他們在儺祭中使用瑪瑙碗、玻璃碗等器物表示對神的尊敬，這些器物上沒有發現超凡入圣的神諭箴言，但崇拜神權的重要性處處顯現。此外，鑲嵌水晶的金帶飾品、嵌藍寶石和紫水晶的金胸飾、鑲海寶石的象頭紋藍金手鐲也顯示出瑪瑙石、綠松石、玻璃珠、蝕花珠等寶石在此地的廣泛使用。
“青海道”文物融匯各文明的藝術之美
過去我們曾認為，歷史上絲綢之路主干道肩負著東西方交流的主要作用，而青海道受自然條件限制，只起了輔助作用，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環境下才選擇的線路。如西漢張騫通西域返回長安時，本打算走河西走廊主干道，但迫于匈奴在當地活動頻繁，為了躲避襲擊，他選擇走羌人聚集的“羌中道”，即青海道西路，這標志著至少在漢代青海道已經存在。
公元5—9世紀，即南北朝至隋唐之交，是“青海道”最為繁盛的時期，當時的南北分裂局面之下，“吐谷渾道”“白蘭道”這類偏于主道之外的道路由于免于爭奪而相對安定，因此青海道一度發揮了東西方陸路交通主干道東段主線的作用。吐谷渾人在青海高原、河西走廊、西域于闐等交錯地帶從事畜牧的同時，也經商貿易，后世人們把“吐谷渾道”分為五條支道：西蜀分道、河南分道、柴達木分道、祁連山分道、吐蕃分道，這五條道路相互銜接，共同構成一個通達四方的交通網絡。歷史上的吐谷渾數代首領都認同中原地區的“中國”，愿意“永為中國之西蕃”，他們偏居一隅，卻時常周旋于當時南北朝之間，通過獻馬獻羊出使聯絡，積極吸收中原文化。推測當時在青海湖環湖地區和德令哈、都蘭等古代各族交叉、交匯的地區，正宗的吐谷渾人應當不會很多，這點對于吐谷渾“藉其兵為前驅”和當地工匠來源等問題相當重要，有人認為，吐蕃曾遷入大量中亞工匠，但目前還未找到確鑿證據。
到了唐初，吐谷渾雖在經濟上獲得長足發展，但是軍事上卻羸弱不堪，當時吐谷渾周邊，東有大唐，西有西域，南有吐蕃，幾方紛爭不斷，相互牽制。在這種形勢下，沒有維護絲綢之路的動力與需求，絲路難以暢通。此后伴隨著唐朝向西橫跨草原的軍事行動，絲綢之路主道才開始變得活躍起來，古老的青海道開始漸漸地被人再次重視。我們也是通過發現大量中古歷史時期東西方交流的文物古跡，才意識到曾經有這樣一條橫穿亞歐大陸連接東西方世界的“絲綢之路——青海道”。
過去，人們慣常通過唐蕃關系角度觀察甘青歷史，但是通過文獻考察和考古發掘，我們認為，吐谷渾在其中的文化中介作用也不容忽視。史書記載中，吐谷渾人經常以絲綢之路中介者的身份出現，南朝蕭梁就以吐谷渾為中繼站，與西域龜茲、于闐、波斯等交好。史稱“與旁國道，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后通”。不僅如此，吐谷渾還是“青海道”正常交往的維護者和經營者。
絲綢之路橫跨亞歐大陸，沿途的“長安道”“青海道”“白蘭道”“河西道”“天山道”等地域文化都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多樣性，呈現出相互交流、浸透、同化的復雜面貌，從亞洲西部源源不斷傳入東部的各種物品，改變了古人當時對外部世界的向往，也加深了我們如今對絲綢之路的新認識，而“青海道”就是這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講座文字整理：陳方怡?寇婉）
《光明日報》（ 2022年06月25日?10版）
[ 責編：孫宗鶴]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