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軍鵬（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急就篇》又稱《急就章》，是成書于西漢后期的一部字書。全書原三十一章，東漢人增加為三十四章。《漢書·藝文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將《急就篇》的作者及編寫時代等情況交代得十分清楚。
南宋的王應麟將《急就篇》的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類：“始以姓氏名字”“次之以服器百物”“終之以文學法理”。如果展讀全篇，可以發現雖然《急就篇》篇幅不大（以三十四章計，共2144字），其對漢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卻是十分全面的。元代的戴表元稱其“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戴表元：《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剡源集》，四部叢刊本）。沈元先生亦指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沈元《〈急就篇〉研究》，《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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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以教人習字為主要性質的字書，《急就篇》甫一編成即風靡流行。20世紀初以來在西北地區所發現的屯戍簡中即經常見到寫有《急就篇》內容的簡牘，其時代多為西漢后期，與《急就篇》的編定時代幾乎同步。這些簡牘或為習字之范本，如敦煌漢簡1972及2356等，一般寫在三棱木觚之上，與《急就篇》首句中的“奇觚”相契合，且多書寫工整，字距闊大疏朗；亦有書寫片段文字的習字簡，如居延漢簡169.1+561.26、居延新簡EPT48.78等，往往文句不全、書法拙稚，且常與其他內容混雜。漢魏以降，《急就篇》在社會上繼續產生廣泛影響。傳世文獻有很多記述，顧炎武總結稱“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出土的漢唐間刻寫《急就篇》文字的磚刻銘文、樓蘭殘紙以及吐魯番古寫本等亦可說明其在當時的影響之深遠。更為重要的是它經受住了時代的汰淅，成為秦漢字書中完整保存至今的唯一一部，而西漢的《凡將篇》《元尚篇》乃至東漢的《勸學篇》《太甲篇》等則均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甚至諸多漢代字書的母體《蒼頡篇》也在唐宋之際亡佚了（胡平生、韓自強《〈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
《急就篇》能夠歷兩千年而不亡，以往學者們普遍認為與《急就篇》內容相對簡單、篇幅適中以及與書法結合等幾個因素相關（張傳官《〈急就篇〉校理》，中華書局，2017年，《前言》4—6頁）。這些判斷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與章草的相互作用對《急就篇》的流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過除以上因素以外，考察《急就篇》本身所具有的特質，我們可以發現它是一部淵源有自而不故步自封、能夠與時俱進的字書。
“漢承秦制”，據前揭《漢志》可知《急就篇》是在《蒼頡篇》的基礎上編寫而成的，篇中文字均取自后者。此時的《蒼頡篇》是“閭里書師”合并李斯的《蒼頡篇》、趙高的《爰歷篇》以及胡母敬的《博學篇》而成的漢代本。李斯等人作《蒼頡篇》的最主要背景是“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說文解字·敘》）。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書同文”價值，客觀上要求其在選用文字時仔細斟酌，這與同時期《呂氏春秋》的“增損一字予千金”大概是可以相匹敵的。《急就篇》脫胎于《蒼頡篇》，可謂根基深厚，從文字的編排及組合上大量吸收《蒼頡篇》的影響。我們以目前公認保存最好的北大簡《蒼頡篇》（2009年入藏北京大學，一般稱北大簡）與《急就篇》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如果從詞或短語的角度來看，兩書相同之處甚多。如北大簡24、25相連的“薺芥萊荏”“茱臾蓼蘇”兩句之于《急就篇》第十章的“蕓蒜薺芥茱萸香”；再如北大簡18“筆研筭籌”之于《急就篇》第三十一章的“筆研籌筭膏火燭”等，此類例子甚多，不遑枚舉。
但是《急就篇》對《蒼頡篇》的接受絕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進行了宏觀與微觀上的調整。這些調整均結合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及語言演變的現實情況，與時代同步。
在宏觀上，《急就篇》首先調整了句式。《蒼頡篇》四字一句，其文字間的編排或具語法關系，如“蒼頡作書”“以教后嗣”等，或為同義（或反義）、同類詞的羅列，如“顓頊祝融”“黚黶黯黮”等。而《急就篇》則以七言為主體，雜有三言與四言。三言句均為姓名字，位于開篇幾章，而四言句主要是史游原作之最后一章。而這又可與漢代七言詩歌的發展相表里。一般認為漢代的七言詩歌“更多的是七言與三言、四言相間的雜言。”（葛曉音《早期七言的體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論漢魏七言詩發展滯后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說明《急就篇》在編寫時受到了當時特定語言環境的影響。類似的，與《急就篇》大約同時的水泉子漢簡《蒼頡篇》亦由四言變為七言，如“黔首[~符號~]康歌鼓瑟”“親戚弟兄宗益強”等，其方法是在四言的基礎上加上三字以順續或疏解四言的文義。這種做法一方面是為了讓文義更加曉暢，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七言詩歌的發展存在密切的關聯，而這與《急就篇》的句式變化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句式的變化，較之《蒼頡篇》，《急就篇》還在文字編排上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前面已經提到漢代的《蒼頡篇》是“閭里書師”合秦代《蒼頡》《爰歷》《博學》三篇而成，現在看來這個工作只是簡單的合并，并沒有對其內部的結構進行變動，這就必然會造成內容上的矛盾，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是一些內容相關的文字會在不同的位置出現，如表示“疾病”類的內容在《蒼頡篇》中的分布較為分散，北大簡2“瘛癃癰痤”屬于《蒼頡篇》，簡36“癉熱疥癘”則屬于《爰歷篇》，簡39“瘧斷痥[~符號~]”又屬于《博學篇》。而《急就篇》中相關內容均集中在第23章——這樣的編排顯然更加科學，且易于學習和接受。
在微觀層面，《急就篇》對《蒼頡篇》文字的替換也與秦漢時期日用語匯的變化相同步。北大簡3“抑按啟久（灸）”，水泉子漢簡及新近公布的漢牘本《蒼頡篇》“啟”均作“開”，這顯然是避漢景帝劉啟名諱。馬王堆帛書《脈法》有“用砭啟脈者必如式”一句，其中的“啟脈”即“刺破血管”（周祖亮《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學苑出版社，2014年，62頁）。作為一種起源甚早的方法，砭法作為針法的前身已無可疑。在馬王堆帛書的相關文獻中僅見灸法與砭法而未見針法。《黃帝內經·靈樞·九針十二原》：“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針通其經脈。”明確提到以針法代砭法。而在西漢后期的文獻中亦可清楚的看到“針刺”法在此時已經取代了“砭啟”法，如武威醫簡記述刺灸療法的簡文均以“箴（針）”與“刺”連用。與《蒼頡篇》“啟久（灸）”相對應的《急就篇》則作“灸刺”，時代相近的武威醫簡25有“年過百歲者不可灸刺”一句。由“啟久（灸）”到“灸刺”“刺灸”的變化表明：作為醫用詞語，“刺”在此時當已取代了“啟”，而《急就篇》恰好適時地進行了替換。
再如北大簡35“鏡籋比疏”，《急就篇》相對應內容作“鏡籢疏比”。顏師古注“鏡籢，盛鏡之器，若今鏡匣也。”北大簡整理者最初受《急就篇》的影響將“籋”讀為“籢”（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04頁）。然而《說文解字》謂“籋，箝也。”段玉裁：“夾取之器曰籋，今人以銅鐵作之，謂之鑷子。”說明“籋”可作“箝”“鑷”之義解。漢牘本《蒼頡篇》此句“籋”即作“鑷”。檢查漢魏文獻，“鏡籢（奩）”連用十分常見，而幾乎不見“鏡籋（鑷）”一語。因此從“鏡籋（鑷）”到“鏡籢（奩）”亦表明《急就篇》隨著社會普遍用法的改變而對《蒼頡篇》的語匯進行了替換。
應該承認，與時俱進并非保持《急就篇》不亡的唯一要素，但是其在《急就篇》的流傳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則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亦顧炎武語），不過南北朝隋唐時期開始編定流行的《千字文》《開蒙要訓》等無不受其影響，這些著作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此后千余年的童蒙教育。而《急就篇》經唐代顏師古、宋人王應麟等注釋、補注之后逐步走上經典化之路，并以另一種身份在文化傳播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7日?11版）
[ 責編：張悅鑫]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