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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留之間
呂雪萱
繼上次的15箱書,日前我又捐給社區圖書館11箱。朋友常說,書和其他喜愛的物件一樣,身后留不住,不如送給喜歡或需要的人,哪怕最終回收了,再制成紙、書,也是一種價值留存。只是說來容易,做起來仍不免感情用事,拖泥帶水。這回清理,還是忍不住留下了一些舊書。
其中一本《苦兒努力記》,中文注音版,由一部法國作品翻譯而來。這是父親買給我的第一本書,在不寬裕的年代,幾毛錢一本的書就是很貴重的禮物了。記得我捧著書坐在樹蔭下的藤椅上,偶爾拿零用錢去巷口買一個紅豆餅,邊吃邊讀,在當時幼小的心靈里,神仙般的享受也莫過于此。
大約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班主任鄧老師介紹我和他曾教過的一位學生做筆友。那年頭沒有快遞,一來一往,一個月也就一封信而已。那人是學霸,當時已是數學博士,字跡細小如米粒,內容寫的多是生活瑣事,如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之類。有一段內容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滿于母親對物質和金錢的貪欲,可筆下卻冷淡得似乎在說一個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現在看來,經歷戰亂和貧乏的上一代父母,充滿不安全感,總是希望儲存和掌握更多,只是孩子或許不能接受,他因此成了個不開朗的人。
通信漸稀。不久,博士回鄉休假,我們約在一家咖啡館,整個二樓只有我們兩人。那天很冷,矮胖的他穿著藍色厚呢大衣,白皙的臉有點浮腫。面對面,我們連應酬話都覺得多余,他從大衣口袋掏出一本《諜海求生記》,說是見面禮。那是一本美國小說,書脊被貼上膠帶固定。之后,我們再未見面。多年后,輾轉聽說他因煤氣中毒去世,翻出這本依然很結實的書,看著已經發黃的內頁,再想起那段平淡往事,宛如一種青年時期人生際遇無常的印記。
20多年前,我買過一本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可能外借之故,此書不知所終。2002年,偶然的機緣下,我獲得一本新譯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書的背面,有譯者沉櫻的一段話:“我喜歡花,尤其是那些有點異國情調的,像曼陀羅、郁金香、風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單是看看名字也覺得有趣。這些花中,蒲公英是最卑微的一種,冰雪剛化,它便鉆出地面,展開綠葉,挺起黃花,點綴在枯寂一冬的地面上,洋溢著一片春來的喜悅。盡管無人理會,仍然到處盛開,直到萬紫千紅爭奇斗艷的時候,它才結子變成白頭翁,悄然消逝。現在用作我雜亂譯書的總名,一方面是為了這名字的可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那卑微的可取。”
老友賴姐曾送我一本莫言小說集《紅高粱》,后來不見了。2002年3月,我自己到舊書攤買了一本,至今仍留在書架上。留著這些老書,也算是對自己青春時代的一種紀念。
近日讀到香港作家林夕的短文《不留》:“我有個看很多書的丟書朋友,買回來先把書變成電子檔,然后把書直接丟到垃圾分類站,有點浪費又不失環保——書上面的紙張,全新跟翻閱舊了再生一次,分別不大。我不丟書,只想捐書,有沒有人想要?再說,這項工程浩大,進行時一定又是一場取舍交戰,優柔寡斷必不成事,于是請丟書朋友作督軍,無他,因他夠狠。”最后,“終究難舍多年習慣,書,還是一頁一頁用手揭開好,有時連書腰都舍不得丟掉,更何況是習慣變感情的動作。指頭不是棒槌,只用來敲鍵盤。五指歸心,有觸感,還可以摸的”。
我覺得,能由觸摸而記憶起讀過的書、聽過的音樂,由此憶事懷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 責編:董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