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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留之間
呂雪萱
繼上次的15箱書，日前我又捐給社區圖書館11箱。朋友常說，書和其他喜愛的物件一樣，身后留不住，不如送給喜歡或需要的人，哪怕最終回收了，再制成紙、書，也是一種價值留存。只是說來容易，做起來仍不免感情用事，拖泥帶水。這回清理，還是忍不住留下了一些舊書。
其中一本《苦兒努力記》，中文注音版，由一部法國作品翻譯而來。這是父親買給我的第一本書，在不寬裕的年代，幾毛錢一本的書就是很貴重的禮物了。記得我捧著書坐在樹蔭下的藤椅上，偶爾拿零用錢去巷口買一個紅豆餅，邊吃邊讀，在當時幼小的心靈里，神仙般的享受也莫過于此。
大約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班主任鄧老師介紹我和他曾教過的一位學生做筆友。那年頭沒有快遞，一來一往，一個月也就一封信而已。那人是學霸，當時已是數學博士，字跡細小如米粒，內容寫的多是生活瑣事，如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之類。有一段內容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滿于母親對物質和金錢的貪欲，可筆下卻冷淡得似乎在說一個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現在看來，經歷戰亂和貧乏的上一代父母，充滿不安全感，總是希望儲存和掌握更多，只是孩子或許不能接受，他因此成了個不開朗的人。
通信漸稀。不久，博士回鄉休假，我們約在一家咖啡館，整個二樓只有我們兩人。那天很冷，矮胖的他穿著藍色厚呢大衣，白皙的臉有點浮腫。面對面，我們連應酬話都覺得多余，他從大衣口袋掏出一本《諜海求生記》，說是見面禮。那是一本美國小說，書脊被貼上膠帶固定。之后，我們再未見面。多年后，輾轉聽說他因煤氣中毒去世，翻出這本依然很結實的書，看著已經發黃的內頁，再想起那段平淡往事，宛如一種青年時期人生際遇無常的印記。
20多年前，我買過一本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可能外借之故，此書不知所終。2002年，偶然的機緣下，我獲得一本新譯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書的背面，有譯者沉櫻的一段話：“我喜歡花，尤其是那些有點異國情調的，像曼陀羅、郁金香、風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單是看看名字也覺得有趣。這些花中，蒲公英是最卑微的一種，冰雪剛化，它便鉆出地面，展開綠葉，挺起黃花，點綴在枯寂一冬的地面上，洋溢著一片春來的喜悅。盡管無人理會，仍然到處盛開，直到萬紫千紅爭奇斗艷的時候，它才結子變成白頭翁，悄然消逝。現在用作我雜亂譯書的總名，一方面是為了這名字的可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那卑微的可取。”
老友賴姐曾送我一本莫言小說集《紅高粱》，后來不見了。2002年3月，我自己到舊書攤買了一本，至今仍留在書架上。留著這些老書，也算是對自己青春時代的一種紀念。
近日讀到香港作家林夕的短文《不留》：“我有個看很多書的丟書朋友，買回來先把書變成電子檔，然后把書直接丟到垃圾分類站，有點浪費又不失環保——書上面的紙張，全新跟翻閱舊了再生一次，分別不大。我不丟書，只想捐書，有沒有人想要？再說，這項工程浩大，進行時一定又是一場取舍交戰，優柔寡斷必不成事，于是請丟書朋友作督軍，無他，因他夠狠。”最后，“終究難舍多年習慣，書，還是一頁一頁用手揭開好，有時連書腰都舍不得丟掉，更何況是習慣變感情的動作。指頭不是棒槌，只用來敲鍵盤。五指歸心，有觸感，還可以摸的”。
我覺得，能由觸摸而記憶起讀過的書、聽過的音樂，由此憶事懷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 責編：董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