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作者：李大偉（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1世紀羅馬占領耶路撒冷之后，猶太人進入大流散時代，生活在歐亞大陸諸地，其中有相當規模的猶太人分布在絲綢之路沿線，以貿易為生。由于歷史久遠以及絲綢之路沿線地域眾多，我們難以全面描述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猶太人分布狀況，包括準確的流散地、所在地的生活時間與規模等。12世紀中葉，一位西班牙猶太商人本杰明在歐亞諸地開展貿易活動，有機會接觸各地猶太社團，據其見聞以希伯來文著《本杰明行紀》，詳細記載了歐亞諸地猶太人流散區域、規模與活動，其中很大部分涉及絲綢之路沿線的猶太人，如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半島、波斯、呼羅珊、波斯灣、撒馬爾罕、印度與錫蘭等地，為我們呈現了絲綢之路沿線猶太人流散狀態與商業活動。雖然本杰明記載的是12世紀中葉的狀況，但可以確信的是在此之前猶太人早已流散在絲綢之路沿線并從事貿易活動，一些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亦證實了中古時期猶太人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
1901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敦煌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了一封以猶太-波斯文書寫的商業信件。據碳-14年代測定丹丹烏里克遺址存在于400—870年，在該地出土大量唐代帶有“傑謝鎮”字樣的漢文文書，說明該地為唐代于闐傑謝鎮。此封信件是在此貿易的猶太商人所寫，因故未能發出。2004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入藏了一批新疆和田地區出土的寫本，其中有另一件完整的猶太-波斯語信件。這兩封信件被認為是同一人所寫，時間大概在8世紀后半葉。此外，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中發現了一封以希伯來文書寫的祈禱文書，被認為應是8—9世紀的猶太人遺物。這些考古發現顯示唐代猶太人已經沿著絲綢之路深入到于闐、敦煌等地貿易。
關于猶太人在絲綢之路貿易最著名的記載，出現在9世紀中葉阿拉伯史地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中。其記載拉唐猶太商人經海路與陸路行走在東西方之間，海路從法蘭克航行到（北非）凡萊瑪、古勒祖姆、吉達，再航行至信德、印度及中國，有些經法蘭克至安條克、巴格達，再航行至阿曼、信德、印度及中國；陸路從西班牙或法蘭克出發至（北非）凱魯萬、埃及首都，經大馬士革、巴格達、法爾斯至信德、印度及中國，有時也行至羅馬（拜占庭）后部，經斯拉夫之地、可薩、里海至巴里黑、河中地區，最終至中國。關于拉唐猶太商人的來源地，很多西方學者主張來自歐洲基督教世界，但是據唐代絲綢之路貿易形勢與中西交通的狀況判斷，這種說法很難成立。較為可信的說法應是來自今伊拉克南部的拉唐地區，這些猶太商人因其來源地“拉唐”而得名。9世紀中葉，拉唐地區的交通十分便利，由此經海路與陸路既可向西前往地中海沿岸國家，亦可向東前往中亞、印度與中國等地，而且歷史上拉唐地區猶太人頗具規模與影響，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應是將拉唐猶太商人從拉唐出發前往東西方各地的貿易從西至東綜合敘述方才呈現出這樣的貿易場景。
在拉唐猶太商人貿易信息中，最能顯示猶太人絲綢之路貿易特點的是第二條陸路，即從羅馬（拜占庭）后部，經斯拉夫之地、可薩、里海至巴里黑、河中地區，最終至中國。隋唐時期絲路交通凡有三道，裴矩《西域圖記》記載尤詳，即“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拜占庭），達于西海；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拉唐猶太商人經行的第二條陸路，并未嚴格遵循此三道交通，其起始從拜占庭后部，經斯拉夫之地、可薩、里海，即按照北道交通先從拂菻國，“度北流河水”，然后折向巴里黑（其地初為古大月氏國都城，屬吐火羅轄地），即轉入南道，但也并未沿南道入華，而是從此北上至河中地區，即再轉入中道，最終才至中國。
古代長途貿易耗費繁多，易受各種因素影響，若計于安全便利與經濟利益考慮，拉唐猶太商人最應選擇由北道直接入華，而且其對此必定十分知曉，但卻輾轉于三道之間。拉唐猶太商人的此種行進方式應是與絲綢之路沿線的流散猶太人有關。在北道，拉唐猶太商人經行可薩。可薩人活動在黑海、高加索與里海北部，9世紀初改宗猶太教，成為中古時期唯一信奉猶太教的國家。阿拉伯史學家馬蘇第記載：“可薩國王在哈里發哈倫·賴希德（764—809年）時受皈依信仰猶太教……可薩成為歐亞諸地猶太人避難所與向往之地。”同時，中古時期巴里黑、河中地區等地有大量猶太人流散，巴里黑一座城門就被稱為Bab?al-Yahud，即猶太之門；河中地區猶太人分布在塔什干、布哈拉、撒馬爾罕與費爾干納諸地，本杰明提及僅撒馬爾罕就有5萬余名猶太人。因此，拉唐猶太商人第二條陸路途經可薩、巴里黑與河中地區，清晰地表明他們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特意途經猶太人聚集區，與絲綢之路沿線猶太人存在貿易聯系，此即顯示唐代已經在絲綢之路上形成了一個猶太人貿易網絡，中國是此貿易網絡的最東方之地，拉唐猶太商人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猶太人貿易網絡中的代表與縮影。
絲綢之路猶太人貿易網絡在11—12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也表現得尤為明顯。近代以來，在埃及福斯塔特猶太會堂的戈尼薩（用于臨時存儲猶太人文獻資料的倉庫）中發現了大量猶太人文書（即戈尼薩文書）。戈尼薩文書研究學者戈伊泰因與弗里德曼從散落的文書中，整理出大約459件與印度洋猶太人貿易相關的文書。這些文書大多以猶太-阿拉伯文書寫，主要為11—12世紀的商業信件以及處理貿易糾紛的法律文書。這些文書提到在印度洋貿易的猶太商人達到數百人，大部分文書出自北非約瑟夫·拉巴達、亞丁的哈桑·布達爾以及突尼斯的亞伯拉罕·伊居等三位猶太商人及其家族成員。這些戈尼薩文書顯示，以這三位猶太人及其家族為代表的來自北非、埃及以及也門等地猶太商人在11世紀已深入到印度、錫蘭，乃至緬甸、蘇門答臘一帶貿易，并形成了由各地商業代表、長期駐守印度洋諸地的商人以及專門負責海運的船商與零散商人組成的猶太人內部商業合作群體，猶太人貿易網絡已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
當然，這些文書僅是猶太商人在印度洋貿易的縮影。由于1025年福斯塔特猶太會堂戈尼薩曾被重新整修，先前的文書被清理掉了，所以并未見到此前猶太人在印度洋的貿易文書。但很明顯的是，11—12世紀猶太商人在印度洋建立如此系統、完整的貿易網絡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海上絲綢之路的猶太人貿易網絡或早已出現，前述拉唐猶太商人在9世紀中葉便活躍在海上絲綢之路并進入了中國。自唐以來，猶太人由海路入華的事跡也屢見文獻記載中。如10世紀初阿拉伯人阿布·賽義德記載在廣州貿易的猶太商人在黃巢之亂中遭遇不幸，元代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提到杭州城內的居民有猶太人，元代天主教傳教士安德魯亦提到泉州城內的猶太人很難改宗基督教等，顯示海上絲綢之路猶太人貿易網絡也深入到了中國，中國同樣作為此網絡的最東方之地。
中古時期，形色各異的商人群體活躍在絲綢之路上，我們經常將目光投入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粟特人乃至西方人的活動中，漢籍亦多記載大食商人、波斯商人以及中亞等地的粟特商人等，這些商人群體的作用常被提及且對其研究者眾多。或因此時有關絲綢之路猶太商人的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極為稀少，猶太商人經常被忽視而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上述分析顯示中古時期猶太人積極活躍在絲綢之路貿易中，并形成了猶太人貿易網絡，因此猶太人在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應當被重新發現與審視。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05日?14版）
[ 責編：王蕾]關鍵詞： 絲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