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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不僅影響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落，而且往往攸關到一代或幾代人的生死命運。隨著世界聯系緊密性的不斷加強，國際關系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如何客觀看待國際事務、冷靜觀察國際形勢，做到沉著應對、不人云亦云、不感情用事，成為當代青年自信自強、守正創新、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的動力和現實需求。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坐擁國際關系學科的“葛蘭西式霸權”，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成為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三大主流理論。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與觀點本就意在為自由主義霸權秩序背書，與其所在國家戰略利益相吻合。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主要動力源。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益提高和對國際事務參與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國在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構建方面的行動力和話語權與日俱增。中國學者順應歷史大勢，開始全面審視當代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尤其是審視當前國際秩序及其解釋體系的問題與缺陷，于是“道義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關系理論”“共生國際體系”“天下體系”等一批順應國際合作發展潮流、符合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勢、經實踐驗證了的中國理念的國際關系學科理論體系便應運而生。其中，2020年11月出版由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撰寫的《大國領導力》一書，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在《大國領導力》一書中，作者首先借鑒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政治決定論，從歷史中分析國家關系，特別是春秋戰國與近代一戰前和二戰后一段時期國際關系，指出以“道義”為核心的政治領導力才是國家實力的關鍵所在，決定著大國實力對比轉變及國際規范變化。其次在深入分析崛起國是如何通過重塑權力分配和規范來改變國際秩序的基礎上，指出政治領導力是國家實力的關鍵，而道義則是政治領導力的精髓，并依此將一國的領導類型分為無為型、守成型、進取型和爭斗型，將國際領導類型分為王道型、霸權型、昏庸型和強權型。再次，作者將國際權力的轉移歸因于崛起國比主導國具有更強的改革能力，認為國家領導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政治原則、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關鍵因素，不同類型的領導人對改革和戰略取向有著各自的態度；當主導國和崛起國的領導類型不同時，這種差異對重塑國際格局、國際秩序、世界中心乃至整個國際體系都可能具有決定性作用。
接著，作者認為改革能力應該成為領導力的核心。作為領導力核心的改革能力僅適用于推動社會發生有建設性變化的變革，而非涵蓋任意方向的變化，尤其需要排除的是會造成社會發展倒退，甚至是帶來破壞性的變化。最后，作者預測，隨著中國的崛起，未來十年內（2019-2028年）世界可能形成以中國和美國為主導的兩極格局；但因為中美雙方都有意避免產生意識形態方面的沖突，世界很有可能進入一個沒有主流價值觀的時代，可能將在各種國際論壇上看到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
《大國領導力》一書，作者回歸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理論基礎，將“道義現實主義”作為判斷新型國際關系的理論基礎。與傳統的現實主義不同的是，道義現實主義用一個變量同時解釋崛起國何以成功和霸權國何以衰落，強調講道義是主導國或崛起國維護其地位與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條件。道義現實主義突破西方主導的制度決定論和國內目前流行的經濟決定論挾制，科學回答了中國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的歷史原因，是對“中國威脅論”“中美必有一戰”等謬論的有力回應。這有助于青年一代理性看待國際局勢紛紜變化、正確看待中國發展；有助于青年一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逐步明晰自身的角色定位和人生目標，正確處理個人與國家、小我與大我的緊密關系；有助于增強青年一代的民族自信心，主動承擔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重任。
[ 責編：曾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