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揭曉。不少人的第一反應恐怕是要看看有什么樣精美的文物。
不過，在參與評審的考古學家看來，發掘出來的文物是否精美并不應是最先考慮的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在會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我們評選，不是僅看出土文物是否精美，首先要看的是學術性，要看對于研究文明起源、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等幾個大問題是否有所助益。”
那么，此次評選出的十個考古項目，都解決了哪些重要問題?中新網記者進行了梳理。(記者 宋宇晟)
文明溯源
在考古領域，文明溯源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人類文明如何產生?中華文明又怎樣發展至今?在文字記載缺失的情況下，此類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要依靠考古實證研究。
在此次評出的十大項目中，年代最早的是距今4萬年到距今1萬年前后的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在該遺址距今3萬多年地層中發現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這一發掘成果對研究這一時期中國西南地區人類體質形態特征提供重要證據。
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則是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具有濃厚而鮮明的海洋文化屬性。
發布會上，四川大學文科講習教授李水城介紹，井頭山遺址的發掘距現在的地表深達8米。由于埋藏環境是水下埋藏，所以保存了大量有機質遺存，甚至包括捕魚的魚簍、石器的木柄等，也包括當時人們吃過的海產品遺存等。
他認為，這一發現將河姆渡文化的上限提前了1000余年。“年代最早達距今8300年，比原來我們認識的河姆渡文化提前了1000多年。而且有明確證據表明河姆渡文化源頭就是井頭山所代表的這類遺存。”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其年代正處于中國文明發展非常重要時期。
在距今5000年前后時，中國各地區都出現了很重要的文明起源、文明曙光的證據。李水城指出，在雙槐樹遺址之前，唯獨河南地區在此方面顯得相對薄弱，這一發現正好填補了空白。
河南淮陽時莊遺址發現了迄今所知最早的糧倉城。盡管該遺址年代未進入信史階段，對于遺址代表哪類人群還不清楚，但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隊原隊長許宏認為，糧倉城不應屬于一般的村落遺址，而應該屬于在國家管理范疇下的一個具有特定功能的遺存。“這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國家、王朝的誕生與發展、當時的社會結構、相關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線索。”
文化交流“千年懸案”或有答案
溯源之外，十項之中的不少考古項目，也推進了對中華文明內部交流的研究。
例如，河南伊川徐陽墓地的發現證實了文獻所載“戎人內遷伊洛”的歷史事件。
鄭州大學副校長韓國河表示，在此項目墓葬發掘當中，考古人員注意到，高級貴族墓仍存在牛馬羊頭蹄殉葬的現象，這保持了陸渾戎本民族的一些生活習俗和特點;另一方面，墓葬所用禮器與洛陽同時期東周墓葬一致，可見陸渾戎當時處于華化過程中。
陜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是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
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霍巍指出，該墓葬年代正處于從秦漢統一王朝逐漸走向五胡十六國民族大融合、大交流的過程之中。墓葬既吸收了中原王朝墓葬很多特點，也開啟后來隋唐墓葬制度的先河。其階梯型的長墓道延續了西晉傳統，帶天井的墓葬形式為隋唐時期墓葬奠定基礎。
此前已引起廣泛關注的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也入選“十大考古”。其中出土的銀印章證實墓主人是吐谷渾王，時代是吐蕃統治時期。
霍巍認為，這一發現為解讀唐與吐蕃、吐谷渾的關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證據。“這一千年懸案有可能找到解答。”
中國考古已向“領跑”發展
今年對于中國考古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以1921年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發掘為標志，2021年正是中國考古百年。
多年來，中國考古引入了諸多先進的理念、方法。而這些方法在此次入選的“十大考古項目”中都有所體現。
例如，許宏就坦言，河南淮陽時莊遺址之所以能確定為迄今所知最早的糧倉城，正是由于現在技術可以運用土壤微結構等檢測分析，考古人員才做出這樣的推斷。
談及近年來中國考古的發展，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坦言，各種各樣的科技考古手段、先進的考古理念均應用到實踐之中。
發布會上，不止一位專家提出“科技為中國考古增添了翅膀”。用王巍的話說，科技為考古學家配置了望遠鏡和顯微鏡。“我們原來用肉眼觀察不到的會有很多跡象，通過科技手段都能了解到。”
他同時強調，近年以來，中國考古有很多方法也是在自己傳統方法上進行的創新。比如此次入選的井頭山遺址要對距地面8米深的環境進行發掘;前幾年做的南海一號水下考古也有所創新。
王巍說，“我覺得，我們中國考古從‘跟跑’到‘并跑’，再到一定領域我們已經往‘領跑’方向發展了，當然我們還要繼續保持和國外的溝通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