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2021年迎來誕生100周年，貫穿百年的中華文明起源探索研究最受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考古學家韓建業最新出版《中華文明的起源》學術論著提出，中華文明起源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以前，大約5000年前中國已正式進入文明社會。
中華文明起源可追溯至8000年前
圍繞《中華文明的起源》新書出版，韓建業教授近日在北京接受媒體采訪表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和中國文明開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以前。
他介紹說，裴李崗時代中國主體區域所表現出的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系，以及較為復雜的社會形態，將中國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作是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
距今6000年左右進入廟底溝時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系進一步發展，社會開始了普遍復雜化的過程，各區域逐步邁入前早期國家狀態，由于中原核心區的強烈擴張影響，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可視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二階段。
距今5000年左右，不少地區已經站在或者邁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進入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正式形成由良渚等各區域文明社會組成的早期中國文明。
距今4000年左右，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游地區實力大增，長江中下游地區全面步入低潮。距今3800年之后，以中原為中心，兼容并蓄、海納百川，形成二里頭廣幅王權國家或者稱夏代晚期國家，中國文明走向成熟。
早期中國是早期東方文化圈核心
“如果我們依照考古發現，把歐亞大陸劃成東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早期文化圈，那么早期中國就是早期東方文化圈的核心。”韓建業指出，在長達數千年的起源和形成過程當中，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者早期中國文明，逐漸沉淀和鍛煉出有別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征。
他認為，早期中國文明至少可歸納為“以農為本，穩定內斂”“敬天法祖、整體性思維”“有主體、有中心的多元一體文化結構”“跌宕起伏的文化連續發展進程”四方面特征。文化上的早期中國，連同這些文化特征，對此后文化上的中國或者中國文明連續不斷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韓建業強調，中華文明有著數千年以來積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和豐厚的歷史記憶。中華文明的源頭當然在中國這片熱土上，但距今5000多年尤其是約距今4000年以后，來自西方的文化因素也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增添了新鮮血液。
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三種模式
韓建業表示，中國早期文明可以看作是一個整體性發展的文明，但另一方面，各地具體的社會發展方式又存在明顯的差異，尤以東方和北方地區之間的差別最為突出。
基于此，他研究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東方模式、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東方模式覆蓋區域以黃河、長江下游為核心，還延伸到長江中游和西遼河流域;北方模式覆蓋區域以黃河中游為核心;中原模式覆蓋區域包括晉南、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在內的中原地區及西北的甘青地區。
韓建業分析說，北方模式從表面上看比較遲緩、落后，但卻與較嚴酷的自然環境相適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而能量的有效蓄積也顯然更有利于長期的發展。東方模式雖然顯得技術先進、發展迅速，但卻容易使社會養成鋪張浪費、坐享其成、不思進取的風氣，并不見得利于長遠的發展。
中原模式則兼采二者之長：存在一定的社會地位差異但不強調貧富分化，社會秩序井然但不靠嚴刑峻法，生產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華，關注現實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緣關系，重視集體利益，不疾不徐，穩中求健，終于發展到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會——晚期夏王朝階段，而東方模式和北方模式在互相借鑒對方許多優點后，其主體成分為后來的商和先周社會分別繼承。
環境與戰爭影響早期中華文明
韓建業指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三種模式的形成，雖然有其文化和族體上各自相一致的一面，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自然環境。
總體來看，中國相對獨立、廣大多樣、以兩大河流域為主體、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地理環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早期中國文化有主體有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穩定內斂的特質特征和持續發展的過程，而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又都與自然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
這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氣候暖濕引起中原文化的蓬勃發展和早期中國的形成;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氣候轉冷造成初始文明社會的全面興起;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冷期則引發中國的“青銅時代革命”和成熟文明的出現。
他說，無論是氣候轉暖或趨冷，相對于地理環境廣大多樣的早期中國來說，并非整體趨于適宜或惡化，氣候變遷本身并不能引起整個早期中國文化的興盛或衰落，只是為文化變遷提供契機。
關于戰爭因素對文明進程的影響，韓建業認為，植根于廣大深厚農業經濟的早期中國文明，短于對外擴張，卻長于對內整頓秩序，每一次大規模的內戰，就是破壞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一次極端行為。新石器時代的戰爭提高首領地位、促使階級分化和社會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廣大地區短時間內發生文化和血緣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早期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進程。
同時，文明的成長反過來又促使大規模戰爭的發生，文明化進程每前進一步，戰爭的程度就升級一次，戰爭和文明化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因此，戰爭才成為古代中國兩件最大的事之一，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韓建業還特別提醒，對文明起源研究領域的理論和概念問題進行梳理，應當從對考古材料的客觀實際出發，在考古研究的實踐中形成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而又可以和國際對話的理論和概念體系，而非“坐在書齋里拿西方的文明起源理論硬套中國的考古實際”。(記者 孫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