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技術、資金、設備，都是數字化的難點。
寧波以云岡第6窟為例，向科技日報記者詳細分析了這個洞窟的數字化難度。
第6窟為中心柱窟，整個洞窟高15米左右，中心塔柱有兩層。去到云岡第6窟，你在被震撼的同時，也能更直觀地感受到對其進行數字化的難度。
“它整個洞窟是滿雕，全是高浮雕造像。它和第5窟是雙窟，窟外有清代修建的木質閣樓。”寧波說。一個造像就是一個人，洞里面有好幾千人，密密麻麻，疊在一起。“有的地方窄小，現有的數字化設備進不去，采集不了，還需要開發專門設備。”
而且，洞窟體量也太大。他們推測，如果把第6窟“攤開”，大概面積有400多平方米。根據此前的經驗，中型洞窟第13窟采集的數據量達到了15TB。第6窟相當于3.5到4.5個15TB。“洞窟是完整的整體，我們采集是分塊的。那么怎么把這些分塊數據整合起來，讓大家用起來，也是很大的難題。”寧波說。
蘇伯民也有同感。
他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對敦煌的數字化保護，主要是針對洞窟壁畫。但要進行全方位無死角高精度的攝影采集，有很多限制條件。壁畫本身就高低起伏不平，如果把它當作平面采集，就會出現形變、色彩失真等問題。數據校準、色彩校正、曲面不平和死角數據采集，都是采集中的難題。
和云岡石窟一樣，采集完了，要拼。
“小到幾平米，大到幾百平米整幅壁畫的采集，我們目前的手段還是采用一幀一幀的圖片采集，采集完以后還要進行整幅圖像拼接。我們現在的拼接效率還是比較低。”蘇伯民說，他們還需要更精準、更方便的軟件工具。而數據的安全存儲、調用，數字版權保護等，也都有待解決。
下一站——把數據用起來
寧波說，如果把數字化保護類比于新聞采寫的采編過程，那么云岡包括全國的文物數字化，其實暫時只是做到了第一個層次——“采”。
“接下來，‘編’和‘播’是未來工作的核心。”寧波說。
蘇伯民也想著，如果壁畫都有了高清的數字化資料，研究者就不必搭著梯子和腳手架進洞窟艱難地開展辨認和研究了。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通過人工智能的輔助，可以快速完成對壁畫上文字的識讀，圖像風格的比較，甚至可以用機器學習的辦法，對圖像內容進行解讀。
“科學意義上的文物復原，數字化是最后的一個手段。”蘇伯民說，敦煌的壁畫中，有的褪色了，有的脫落了，對它們復原，首先得對資料原有的信息進行科學確認，知道原始材料和制作工藝。“比如有一些壁畫褪色了，原來究竟什么顏色?敦煌歷經了10個朝代，每個時代繪畫使用的風格和材料包括技藝都有一些差別。”蘇伯民說，現在可以采用高光譜、多光譜技術，把一些肉眼完全看不清楚的壁畫重現出來，再根據分析結果，推斷出它原有的材料和色彩，然后根據考古圖像解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對缺失的部分進行一個符合邏輯的、學理上的推斷。有了這些成果以后，再用數字化的手段對文物的色彩、形狀、線條進行復原。“當然，中間還有很多需要細想的地方，還有多方面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
云岡正在建設超算中心。這可以有效解決石窟三維數字資源的安全存儲、高效計算和廣泛應用問題。
一邊是從北魏就開鑿的石窟，一邊是計算機集群。古老與現代，就這樣結合在一起。
張焯說，高精度的數字化采集已經可以還原出洞窟現在的樣子。但是，如何還原到北魏、遼金時期石窟的樣子?如何呈現當年石窟的輝煌，讓時光倒流?也許，機器學習、人工智能，能夠幫助解決這些問題。高新技術，可以為古老文物施展一場關于時間的魔法。(張蓋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