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宓榭先后任德國哥廷根大學漢學系教授、日內瓦大學漢學系講座教授、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講座教授暨系主任。2009年，他創建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人文研究院并擔任院長。2013年，他被推選為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著有《朗宓榭漢學文集》等。
馮海城是北馬其頓知名漢學家，長期從事漢學研究及中國文化推廣工作。他從1997年開始學習中文，曾參加“新漢學計劃”博士生項目，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日前，德國漢學家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和北馬其頓漢學家馮海城（Igor Radev）因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獲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兩位漢學家精通中文、熱愛中國文化，為推廣中國文化、推動海內外漢學研究合作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
跟著廣告學中文
在德國班貝格市長大的朗宓榭對語言學習很感興趣，14歲時自學俄文，讀大學期間學習了阿拉伯文，還會說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
“當時的我對各國文化充滿好奇，也滿懷闖蕩世界的豪情。但我覺得，我所學的這些語言有許多地方同出一源，未能很好地滿足我的好奇心。機緣巧合，我有幸聆聽了德國著名漢學家鮑吾剛（Wolfgang Bauer）的講座，被他的學識和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他為我打開了通向中國古老文明的窗口，使我對中國充滿了向往。于是我轉學到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師從鮑吾剛，開始了漢學的學習和研究。”朗宓榭說。
回望學習中文的經歷，朗宓榭認為中文語法和句子結構學習起來不是很難，對歐洲人來說，學習的最大難點在于漢字。“我覺得語言學習最重要的是要對其所呈現的文化充滿興趣，我在學習過程中，就對看中文廣告很感興趣。廣告用語通常十分凝練和風趣，其中還有很多文字游戲，可以增強學習者對同音字的了解。”
馮海城和中文的結緣同樣來自他對世界不同文化和語言的興趣，尤其是中文。讀中學時，他已經讀過很多中國文學作品的英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等譯本，包括《老子》《論語》《莊子》、中國古詩詞、魯迅的小說以及老舍的戲劇作品等。
對馮海城來說，語言學習最重要的是要問自己“為什么我想學這種語言”。他的答案很簡單——為了讀懂中國的文學作品。“我發現，如果想要和中華文明對話，就要了解中華文化和社會，所以我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自然而然想要學會中文。” 馮海城說，“上世紀80年代，來自中國的秦錫英老師到馬其頓做相關學術研究。她是當時唯一能教中文的人，有幾位熱愛中文的學生跟她一起學習，其中一個便是我。”
馮海城很喜歡學漢字，在他看來，如果能理解每個字的結構和用法，就不會覺得漢字難學。“外國人特別是來自歐洲語言背景的人，剛開始學中文時可能最大的困難是發音。因為印歐語系中沒有‘音調’這個概念，學中文首先需要學會‘聽音調’。”
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間
作為漢學家，朗宓榭認為自己注定是一個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有時候海外漢學家可以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反過來，和中國學者的合作不僅必需，還是一個擴大研究視野的最佳途徑。我在漢學研究中反復提的一個理念是我們不僅要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客體來對待，更重要的是要和中國學者一起來研究中國。”朗宓榭說。
朗宓榭在《朗宓榭漢學文集》中以濃縮的方式，把一個當代知名漢學家在漢學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呈現給中文讀者，推動了海內外漢學研究的合作交流。
朗宓榭表示，擴大和深化跨文化交流，首先要加強人和人之間的交流，所以他非常鼓勵學生到中國留學或交流。同樣，他也致力于邀請中國學生、學者到德國進行共同研究，“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精通對方的語言是深化交流的前提。”
在跨文化交流領域，馮海城同樣作了突出貢獻。他很早就意識到，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研究過不同文化，學過多門語言，就仿佛多了一雙眼睛。中國是有著幾千年不間斷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文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是承載這一文明的容器。”馮海城說。
他一直從事中文及漢學研究工作，已翻譯《老子道德經》（獲馬其頓文學翻譯最佳獎）、《論語·大學·中庸》、《尚書》、《古典中國詩歌選》等20多部中國經典書籍，為促進北馬其頓民眾了解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每種語言都蘊含著一個文化的、文明的、民族心理的世界，這給每個翻譯者帶來巨大的責任，特別是翻譯古典作品，不僅要翻譯文本的表面含義，還要向外國讀者解釋所提及的典故，因為沒有背景知識無法做到準確理解。”馮海城說。
對初進翻譯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學者，馮海城建議必須多讀書，比如要讀司馬遷的《史記》，還要讀《說文解字》和一些字源字典。
在馮海城看來，翻譯文學作品的主要功能是提倡文化交流。“這種交流不是單向的，2014年至2016年間，我曾參與把馬其頓語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讓中國讀者也有機會讀到馬其頓語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語言和思維密不可分，是文化的載體。馮海城認為，某國的語言和文學在跟其他文化交流的情況下更能凸顯其價值和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