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分別批復同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國家公園。這是我國歷經多年試點國家公園體制之后，國家公園建設走入實質性推進階段的重要標志——既標志著我國國家公園體制重大制度創新落地生根，也標志著我們國家公園事業從試點階段轉向快速發展階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從我國國家公園體制建立的提出，到第一批國家公園的公布，國家公園體制對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兼顧生態效益不斷提升的同時，未來可進一步激活國家公園的經濟效益，推進我國國家公園建設走出一條兼顧生態、經濟、社會三重效益，讓國家公園體制迸發保護與發展活力。
從體制層面推進保護成效升級
中國經濟時報：歷經多年探索和試點，我國于近期批復了首批國家公園，其對我國踐行國家公園體制、深化生態環境保護有著怎樣的意義？
周宏春：意義重大，且這一過程對外傳遞了三方面信號。
首先，明確了推進落實國家公園體制的目標。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先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2015年《建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提出，通過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實現“以保護為主”和“全民公益性優先”的目標。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
其次，改變多頭管理的格局。我國建立國家公園經歷了一個演進過程，目的在于試圖通過新的管理體制，解決保護區管理“九龍治水”的難題。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對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提出了具體要求，強調“加強對重要生態系統的保護和利用，改革各部門分頭設置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文化自然遺產、森林公園、地質公園等的體制”“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文化遺產原真性、完整性”。
第三，要保護生態多樣性。這是最重要的初衷和目的，嚴格地說，對國家公園的保護首先是生物的生存環境（動植物棲息地，簡稱“生境”）。生物多樣性是寶貴的自然財富，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是生態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志。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高資源環境承載力、實現永續發展的有力保障。
中國經濟時報：國家公園體制之于我國生態環境的現狀而言將怎樣發揮其作用？
周宏春：總體上看，從我國國家公園體制建立的提出，到第一批國家公園的公布，對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起到積極作用，一是生態環境得到了有效保護，我國的森林覆蓋率顯著增加，其中國家公園或保護地的植被覆蓋率得到提高也是毋庸置疑的；二是瀕稀物種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一些稀有物種也陸續出現在保護區，這樣的案例出現在東北虎豹保護區、三江源保護區等；三是通過相應的科普、宣傳和教育培訓，人們對國家公園保護區的保護意識在提高。
探索生態、經濟、社會三重效益道路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除了生態效益，國家公園是否還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從而推進我國走上一條兼顧生態和經濟雙重效益的道路？
周宏春：對于國家公園建設而言，堅持生態效益第一，并不斷提高是不容質疑的，具體而言，生態效益必須直接體現在植被覆蓋率的提高、棲息地和物種的保護加強等方面。同時，從國家公園建設維護以及運營方面考慮，進一步激發國家公園的經濟效益也必不可少。
盡管我國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國家公園完全私有化或者公益化，依托強有力的行政力量推進國家公園建設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更利于形成一定經濟效益。例如國家公園保護區的非核心生態旅游，圍繞國家公園開展各項論壇、交流或展覽等活動。
此外，國家公園建設也能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比如，國家公園增設的巡查員崗位可以提供就業機會；開展科普、形成或展示提高公眾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等。
中國經濟時報：您對促進國家公園未來發揮更為廣泛的積極作用還有哪些好的政策建議？
周宏春：一方面，國家公園應當按照中央有關文件的定位，完善法規制度，包括國家公園保護法、相關政策扶持和穩定的財政投入，因為“沒有錢是辦不成事的”；更主要的是要保持隊伍的相對穩定性，因為沒有人是不能保護國家公園或保護地的；還應當加強宣傳教育，動員公眾積極參與、切實保護。另一方面，對于國家公園的非核心區，也應當留有一定的開放活動空間，以便國家公園能創收并減輕國家投入的負擔。要適當利用好市場機制，例如碳排放權交易等，多途徑拓展國家公園保護的經費，在保護好國家公園的同時，也能使保護者獲得應有的收益，從而起到提高保護者積極性、主動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