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屏時代，在聲音中尋找心靈棲居地
——播客與聽覺文化新浪潮調研
光明日報記者?白雪蕾?曹雅楠?通訊員?曾悅
編者按：聲音作為人類情感與訴求的具體表達，影響著文化的生成。據相關數據顯示，2020-2021年，中國在線音頻用戶規模達到6.4億人。在“爭奪用戶注意力”的多屏時代，不少進入視覺和大腦疲憊期的受眾，選擇在播客、有聲書、音頻直播等聽覺媒體中“詩意棲居”。近年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聽覺文化悄然崛起，其中具有空間交流感、彰顯“文化沙龍”性質的播客逐漸成為年輕人熱愛的生活新潮流。當前，網絡音頻用戶有哪些特征？以播客為代表的聽覺媒體在青年群體中帶來哪些新現象？其悄然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又發揮著怎樣的社會文化功能？讓我們一起走進本期光明調查。
“這一次，我們嘗試用聲音來感受一下正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出的‘棟梁——梁思成誕辰120周年文獻展’，聆聽梁思成與林徽因終其一生熱愛的建筑研究與古跡考察故事。”
“從50后到00后，三代人聊的播客，你聽過嗎？今天，由我和女兒還有我的母親，一起聊聊女兒為外婆記錄口述史的故事。”
“本期我們選擇了2021年大氣環境領域的三個關鍵詞，借此和大家嘮一嘮值得關注的熱點事件，分別是氣候峰會，綠色復蘇，以及新的大氣污染防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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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視障女孩馬寅青在音頻平臺的錄音室里錄制節目。新華社發
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白領孫琦（化名），她的一天通常由“播客”開啟。從文化漫談到財經知識，從科學普及到心理情感，無論是上下班通勤，還是洗衣做飯、散步運動，獨居的日子里倍感孤獨的時刻，她都會用音頻來填滿。
后疫情時代，在經歷了線下影院、書店、劇場的關停之后，不少人像孫琦一樣愈發依賴通過聲音產品，通過它們“見縫插針”地充盈生活。情感、談話類音頻的陪伴和慰藉，有聲閱讀、課程學習類音頻的知識服務，音樂、小品、評書的藝術欣賞和情操陶冶，配音、朗誦類欄目中的自我表達……聲音產品已全方位覆蓋了各類人群的日常生活。
據艾媒咨詢發布的《2020-2021年中國在線音頻行業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在線音頻用戶規模達到6.4億人。由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等機構發布的《2021中國音頻用戶全景調研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勾勒出了中國在線音頻用戶年輕化、高學歷、付費比例高、一二線城市網民使用率高等鮮明特點。
從網絡音頻用戶個體特征看，白皮書顯示，過去半年，20—39歲的80后90后、高學歷人群、一二線城市網民對網絡音頻的使用率顯著高于其他網民群體。網民對網絡音頻的使用率隨著學歷提升而增長，本科及以上學歷網民對網絡音頻的使用率為41.6%，其中月入8000元以上者達41.07%；一、二線城市網民對網絡音頻的使用率均接近33%，高于中小型城市。
從網絡音頻用戶使用時長看，白皮書顯示，我國網絡音頻用戶規模整體呈上揚趨勢，日均使用時長最高達到了59分鐘，與網絡直播的60分鐘基本持平，用戶對網絡音頻保持了較高的使用熱情。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在眾多的網絡聽覺應用中，具有空間交流感、彰顯“文化沙龍”性質的播客逐漸成為年輕人熱衷的生活新潮流。
在聲音中尋找“有趣的靈魂”和精神默契
“外婆一生住了七個地方，這就是她——一個最普通不過的中國婦女表征自己生活的艱辛與進步的生命之路和記憶之場……”孫琦和眾多“播客女孩”一樣，喜歡在《沈奕斐的播客》中傾聽這位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探討家庭和婚姻。
她習慣了一邊聽節目，一邊刷留言，在留言區里她總能找到不少感同身受的情緒體驗：
“可以感受到外婆身上有一股樂觀向上的韌勁、有對生活的熱愛，這些最樸素的品質往往最打動人……時常能在身邊奶奶外婆輩的女性身上看到這樣的特質。”
“在初冬的早上聽這期感覺好舒服，感受到三代人之間的溫暖鏈接。”
浙江省湖州市，顧客在書店朗讀亭內選取內容進行錄制，將音頻分享給朋友。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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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聲音的在場感和分享區的雙向交流仿佛讓孫琦擁有了一群朋友。她和主播有著心領神會的精神默契，平日里不輕易示人的疑惑、情感都找到了出口。“一個人在大城市工作，播客讓我感覺不那么孤獨了。”
“播客的存在，很像是一種對社交的補充，在互聯網的茫茫海洋中找到了那些理解你的人。做完一期節目，我仿佛打開了城市里許許多多的折疊空間。”播客主播貝塔曾在采訪中這樣形容自己創作播客的感受。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聽播客、錄播客、聊播客，“播客青年”成為這一人群的新潮身份。在聲音的世界里，他們彰顯著自己的青春活力和鮮活態度，敢于表達，善于溝通，將播客構建成自我思考、與人對話的獨特方式。
那么，到底什么是播客呢？其最初是指一種利用互聯網發布音頻文件，允許用戶自助訂閱、自動下載、同步播放的音頻傳播形式。但隨著移動互聯網等科技手段日益進步，播客的使用場景和內涵不斷豐富拓展，演變為一種更指向于“基于個人化表達、輸出某類觀點”的網絡音頻內容。
當前的中文播客以圍繞熱點社會話題、具體生活問題的對談聊天為主，更具備如興趣小組等在線群體般的交流互動特質，播客主與聽眾用戶之間形成了延時性的雙向交流，在構建起的交流空間中，彰顯出“文化沙龍”特質。
根據相關行業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國內播客數量為16448個，而這個數字在2020年4月底時剛突破10000個，與此同時，播客聽眾數量也在快速增長。
“播客青年”為何而興？
究竟是什么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聚集于此？光明調查在光明日報微博上發布了以“選擇聽播客的原因是什么”為題的小調查，結果顯示，41.2%的受訪者選擇“利用碎片時間學點知識”，32.4%的受訪者選擇“聽人聊天不孤單”，17.6%的受訪者選擇“被主播的觀點和內容吸引”，8.8%的受訪者選擇“喜歡播客社區的文化氛圍”。
更多的收聽場景
22歲的賈玨在播客平臺的總收聽時長已經突破了600小時，在她看來，“這意味著我的生命延長了一個月”。賈玨像這個高速運轉的城市里的大部分年輕人一樣，愛獨處、效率高，習慣開著倍速看視頻，也習慣“一心多用”，希望自己的每分每秒都有所收獲。所以，即使是在雙手和眼睛統統被占用、唯有耳朵有空的零碎時間，她也開著播客，既是獲取信息的途徑，也是情感陪伴的必需。
根據一項播客調查顯示，搭乘公共交通、休息與無事閑暇時、做家務時是中文播客聽眾最常收聽播客的場景，78%的播客用戶接受單集播客長度在45分鐘以上。在注意力經濟發達的當下，人們對播客時長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不同場景下都可以提供陪伴。
疫情同樣重塑了創作者的時間，從2020年初開始，疫情的反復限制了線下演出，不少創作者將目光投向了播客。單口喜劇演員毛冬就是在此時決定做一檔播客的：“創作是一個可以帶來能量、給自己充電的過程。”
恰到好處的知識溫度
“中文播客迎來上升期并不僅僅源于技術的發展，而是靠深度的內容產品帶動。”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李建剛在采訪中表示。
從聚焦最前沿的時事熱點型到垂直領域分享專業知識型，再到節奏輕快、詼諧幽默的情感陪伴型，大部分人的播客之旅，基本都是從上述幾種類型開始的，這些常常被統稱為泛文化播客。年輕人往往有著理解和參與當下社會生活的需求，但碎片化的閱讀很難解決“仔細把一件事討論清楚”的問題，而播客，營造了一個沒那么嚴肅，又具有一定知識性的文化場域，為青年們提供了深度交流的平臺。
“我想做一點大機構不愿意做，自己和朋友又感興趣的內容。”打開毛冬的播客，有對衛輝暴雨志愿者的訪談，也有黃金周家庭實錄，有脫口秀的技術分析，也有單純的讀書節目。雖然看起來主題繁雜，但每一期總有打動人的細微之處，并能獲得聽眾的共情。“真誠”“real”是評論區出現的高頻詞，也是播客內容的溫度所在。
對話感是播客具有的另一優勢。就讀于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的研究生汪恒的播客《On?Call?正在通話中》，就記錄了她和不同職業不同經歷的人的通話錄音。通過聲音這種大多數人更習慣的表達介質，她能清晰地感覺到電話那頭的語塞、感慨或者突然閃現的火花，這把雙方迅速地拉進了對話空間。軟件的設計也在朝著促進討論的方向邁進，聽眾可以隨聽隨評，興之所至，就可以在收聽過程中留下帶有時間戳的評論，后來者直接點擊時間戳的鏈接，就可以從該段內容處聽起。
更低的制作門檻
自我表達，相當數量的創作者都是由此出發開始自己的播客之旅。汪恒在學術和實習之余，創辦了自己的播客，她用手機錄音，用Audacity剪輯，逐漸形成了雙周一期的更新頻率。在中文播客出現早期，錄播客需要用臺式電腦接上聲卡、調音臺、多個麥克風，這樣的專業設備讓很多普通人望而卻步，也正因此，早期播客從業者基本都是音樂行業出身。不同于傳統廣播時代，如今發達的技術早已消弭了制作播客的難度。“我聽成熟的播客制作者的分享，他們剪輯一期播客只需要4~6小時，我現在剛上手，所以花在剪輯上的時間太長，未來應該會更熟練。”汪恒信心滿滿地說。
《午夜飛行》的主播VC受益于播客App的RSS技術，這意味著，她只需要把節目內容托管到一個RSS訂閱地址，泛用型播客客戶端就可以自動抓取，同步更新。增加“音量標準化”等功能、增設了播客的獨立入口和首頁推薦……平臺不斷地調整改善，在提供給聽眾良好體驗的同時，幫助新手創作者更快上手，將新聲浪傳播到更遠方。
一場聽覺文化的復興
在談到播客的社會文化功能時，李建剛表示：“聽覺文化的復興，優質深度內容的制作傳播，對我國全民文化建設、軟實力的提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在深度優質內容中構筑網絡精神家園
在采訪中，不少學者認為，隨著中青年人群信息需求量、自身焦慮感的提升，對精致精良的內容需求會越來越大，對劣質侵占性的內容會越來越排斥。作為脫離時間限制和視覺沖擊的便捷載體，具有優質文化內容的聽覺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大家共同尋求的網絡精神家園。
與在線短視頻相比，播客與用戶的關系處于一種“弱連接”之中，但為何又能保持較高的用戶忠誠度？李建剛認為，這與聲音媒介的文化承載功能和易建立信任的特質不無關系，其耳語風格和伴隨屬性為深度、嚴肅內容面向大眾的觸達與理解提供了幫助，而這正是當下短視頻、網絡直播等傳播方式所缺失的。此外，播客就像一種以趣緣為紐帶的“文化沙龍”，能夠加強參與其中的用戶之間的情感聯系。
“作為播客主，雖然播客平臺上的粉絲比我的視頻類節目要少，但這個群體反倒是最穩定的，他們愿意聆聽，也熱衷于參與我討論的社會學問題。”沈奕斐有著相同的感受。
在文化共振中滿足表達和社交需求
現階段中文播客的呈現方式多以對話聊天為主，用戶在收聽過程中容易產生情感或認知共鳴，從而獲得具有社交感的陪伴體驗。
毛冬最受歡迎的幾期節目是群像式的聲音記錄。在節目里，30個單身年輕人分享自己是如何度過情人節的，這兩期節目累計獲得了13萬的播放量，每期都有超過一千條評論。在評論區，年輕人們為找到單身“同類”而感到溫暖，也為聲音中蘊藏的對愛情的理解而感動，他們用文字回應這段印象深刻的聲音之旅，分享著自己對情感的理解與思考。這種經由播客內容產生的文化共振，激發著聽眾對彼此存在的體認，并獲得一種跨時空的情感陪伴體驗。
VC制作的關于敦煌特展的節目《敦行故遠，念念不忘》很快也得到了更多反饋，節目播放量創下新高，不斷有人在評論區表達對敦煌的喜愛。于是她又制作了新一期的節目，聽眾回饋給她更多——有人說，“想去感受在千百年前那些畫師是如何描繪這些令人稱奇的藝術瑰寶”；有人分享了自己的工作感受：“莫高窟之于我，是另一種方式的精神寄托，每當想起那些匠人就鼓勵自己享受工作的過程，這是我熱愛的事情，就夠了”。甚至還有學習簡牘文字的學生在評論區科普敦煌漢簡的知識。出于對敦煌文化的共同愛好，年輕人們被聲音聚集，他們依照觀點、興趣、人生閱歷尋找與自己契合的同類，繼而在對話中結成微妙而深刻的聯系，文化的種子也就此種下。
在聲音交錯中營造可供想象的文化空間
目前，越來越多的播客創作者在內容上有了更高追求，從聲音紀錄片、聲音非虛構作品到線上語音室，形式創新成為聽覺媒介更新迭代的一個重要表現。
鐘聲、鈴聲、風聲……VC在《敦行故遠，念念不忘》中加入多種聲音元素，以調動收聽者的聲音敏感性。她用聲音紀錄片的剪輯手法，錄下了自己在故宮看敦煌特展的全過程，加入了策展人婁婕的講解，加上前期做的大量案頭工作，最終將敦煌的歷史、藝術作品的解說與大量現場聲、背景聲融合起來，呈現了一期極具沉浸感和藝術性的播客節目。“聲音不像視頻那么直給，也不像文字有那么強的物理隔離感”，收聽音頻會讓人的心不自覺地靜下來，然后隨著耳邊的聲響去構筑想象和思考的空間。
李建剛指出：“個性化、情感化和口語化的播客內容，對于網絡用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能夠推動用戶從信息的外在感知進入內在的思想與情感層面，從而進入沉浸式的敘事空間。”
關于播客發展的若干思考
調研中，記者也觀察到當前播客發展存在的一些問題。
個人創作者的局限性需要突破
優質的播客節目是提問、回答與音樂等多種元素的集合體，依賴于大量的資料搜集、采訪和剪輯工作，需要創作者有廣博的知識背景，對剪輯節奏和信息密度有恰到好處的把握。生產一期優質的播客，背后的工作量和難度不言而喻。
目前的播客更像是一個音頻UGC（用戶生產內容的自媒體），雖然增加了用戶的歸屬感，但主要內容創作用戶和制作水平不均，很多集中在情感內容和聊天對話類，聚焦人文社科類的播客存在同質化現象，而制作精良的青年文化類節目相對稀缺。有不少網友表示：“太多人做播客只是為了表演說話。”
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劉興亮認為：“優質的內容，要專注于細分領域，打造富有特色的產品，有差異化才能有更好的傳播效果，這是平臺良性發展的重要途徑。畢竟，有了好的節目才能吸引網友關注，才能滿足消費者多層次、個性化的需求。”
播客發展的持續性值得探討
目前，像微博、微信、短視頻、直播與電商一樣，音頻也成為營銷的一大趨勢，但大部分中文播客仍處在“為愛發聲”的階段，主播大多是兼職創作，興趣驅動。汪恒坦言制作播客的初心是“記錄和表達”，記錄各行各業的朋友經歷，表達自己，并期待能給聽眾帶來一點經驗上的幫助。從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播客數量來看，體量還很小。在大多數沒有盈利的情況下，不少播客的持續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作者個人。
此外，當前的播客節目上傳、分發等流程均依附于托管音頻的平臺，而大的專業機構已形成了有聲書、付費課程等完整的商業閉環，播客常被淹沒于其他類型的音頻內容中，很難被用戶發現。這種情況，一定程度上與播客市場尚未得到完全發掘，平臺體量較小有關。
版權保護和內容監管有待關注
播客的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個人創作者參與內容創作，但隨著內容的增多，版權問題也成為網絡音頻行業的一大難題。一方面，一些劇評類播客、故事型音頻節目等會牽涉到原聲的版權問題，另一方面，音頻著作權問題日益凸顯，如音頻內容是否構成作品、音頻二次創作是否形成新作品等還存有討論空間。平臺對播客創作者內容版權的侵犯也不容忽視，一些創作者表示，平臺會強行給播客內容添加貼片廣告，而創作者并不能獲得應有的商業化權益。
此外，播客的低門檻特性帶來了內容參差不齊的問題，如一些節目為吸引眼球，會故意傳播一些低俗淫穢內容和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內容，對網絡生態造成嚴重危害。
基于此，在版權保護方面，要加快建立完備有效的音頻著作權保護法規，抵制和打擊各類侵犯聲音作品著作權的行為，管理部門應建立起協同共治的監管體系，構建完善的防范和懲戒機制，消除監管盲區；在內容監管方面，平臺應做好“守門人”，嚴格履行法律法規賦予的內容審核義務和責任,建立完整有效的內容審核機制。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5日?07版）
[ 責編：李方舟]關鍵詞： 播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