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鋒（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李夢陽的邊塞詩記錄了西北乃至整個北方的邊政、生活和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他在西北生活多年，多次參與處理邊務，他的邊塞詩作表達了他對邊務的觀點和對邊民的深切同情，具有較為鮮明的“詩史”特征。
秉筆直書的史家精神：對邊政敗壞的揭露
明中期邊患日重，而自明初以來建立的軍事制度日益敗壞，將官貪腐橫行、軍紀渙散，這又使得邊疆形勢進一步惡化。有感于此，李夢陽在詩作中對邊政的積弊多有揭露。
《諸將八首》就集中對將官的問題一一指摘。《其一》指出明軍將領指揮呆板，“膠柱談兵”，徒有武勇，終至喪師辱國。弘治十八年，韃靼人大舉入侵宣府，由新開口毀垣而入，明軍被動應對，左支右絀，終至大敗。《其四》則揭露了邊將的貪腐與鉆營。明中期以降，靠著克扣軍餉、收取“年例”、私市交易等方式，不少邊將大行斂聚，并借此攀附權貴。《其五》指出軍爵世襲之病。詩人認為世襲制度下，將領雖眾，但多是靠祖蔭得官的紈绔之輩。《其七》譏刺了偽造軍功致使奸佞之人升官晉爵的現象。軍功之敘次，明初已有定規，但到了明中期，執行不力、問題叢生，正德年間，御史程啟充就總結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并功”（《明會要》卷六十一）等偽造軍功的形式。
《屯田》（二首）則揭露了屯田制的敗壞。明初定軍屯制度，戍邊將士按比例分司守屯，其中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此外，也有二八、四六、一九等例。不過，到了弘治、正德年間，軍屯已經基本廢弛，軍戶田租纏身，生活困苦不堪。《其一》借屯田軍士之口，講述災荒之年，仍然租稅重重，自己無法完納，求告無門，最終被“鎖頸投囹圄”的經歷。《其二》則模擬杜甫《石壕吏》，以老婦之口痛陳軍戶備受盤剝、生計困難之狀，詩云：“邊城寡機杼，耕種育兒孫。誅求余粒盡，竭力豢孤豚。昨當統管來，宰剝充盤飧。言既復長號，吏去收他村。”
由于邊政的敗壞，導致軍戶怠耕，甚至大量逃亡，西北等邊疆地區呈現一片凋敝之狀。李夢陽《熊子河西使回》有“一春常凍雪，千里半荒城”（其一）“絕塞田誰廢，甘州稻舊畦。荒屯惟見兔，破屋不聞雞”（其二）之句，可見西北的破敗情形。
以史為鑒的史家品格：對安定邊疆的建言
李夢陽對邊務弊政的揭露，歸根結底是為了安定邊疆。除掃除積弊外，安邊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派遣良將守邊，因此，李夢陽在邊塞詩中也借名將之典，積極建言，如《秋懷·其二》先對故鄉慶陽的悠久歷史和壯美山川表達了贊美，尾聯卻筆鋒一轉，指出西北邊患嚴重，期盼有郭子儀一般的良將來守邊。李夢陽希望明廷能知人善任，對才華出眾的將領，能夠效法前朝，不循常規、大膽起用。《其六》借東漢末年白馬將軍公孫瓚之典，盼望有良將早日破敵，掃滅寇氛。另外，他在《秋望》《李廣》等詩作中也反復表達了這一愿望。
同時，李夢陽也深知單靠武力難以徹底平定邊患，因此，他還提出要師法前人，善用和議之策。如《諸將八首·其八》云：“安得即時尋魏絳，務農休甲報皇天。”《左傳·襄公四年》載，魏氏曾向晉悼公提出與戎狄議和的五項益處，即“和戎五利”。李夢陽借用此典，希望明廷能借鑒歷史，并期盼出現有能力主持和戎政策的將領，使邊民脫離征戰之苦。與此相對，他對邊將錯誤執行和戎政策帶來嚴重后果的行為也給予了批評，《秋懷·其五》詩云：“胡奴本意慕華風，將校和戎反劇戎。”指出胡人向慕華風本是可資利用的議和條件，但邊將顢頇無能，和戎不成，反使邊患愈發嚴重。
因為具備史家的品格，李夢陽在一些邊疆事務上也表現出高于一般士大夫的眼光。如對明武宗親征一事，大臣多視為魯莽舉動并反復勸止，而李夢陽通過《圣節聞駕出塞》（二首），在一定程度上對明武宗的親征表達了支持。《其一》描寫了滿朝文武和外國使臣在京城翹首期盼武宗回朝的情形。詩中借周穆王西征犬戎之典而反其義，表達了對武宗早日奏捷歸來的期盼之情。《其二》詩云：“萬乘時巡萬壽臨，鑾輿漠漠磧沙深。非忘殿闕呼嵩日，應系單于款塞心。”既表達了對皇輿親履險地的擔憂，也對武宗的親征表示理解。“是后歲犯邊，然不敢大入”（《明史·韃靼傳》），也用事實證明武宗親征的重要意義。
悲天憫人的史家情懷：對戍邊之苦的描寫
李夢陽生于甘肅慶陽的軍戶家庭，雖然四歲即離開故鄉，但后因省親、守喪、科考等原因曾多次回到西北。在戶部為官時，又監稅三關，處理邊儲事務。他還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分赴榆林、寧夏犒軍。這些經歷使得他對邊疆，尤其是西北有著特殊的感情，也使其詩作展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這一點突出表現在他對戍邊之艱苦與戰爭之殘酷的描寫中。
寫戍邊之苦者，如《環縣道中》云：“裹瘡新罷戰，插羽又征兵。不到窮邊處，那知遠戍情。”環縣屬慶陽府，是明代西北的前線之地，戰事頻繁。“不到”二句正反映了李夢陽對戍邊生活感觸之深。再如《云中曲送人十首·其十》《從軍·其二》《苦哉行》等，則極寫北地之苦塞、環境之艱苦，以及戍邊之人的思鄉之情，詩中種種情景如“角弓不張”“天寒指墮”“斫冰煮糜”“須毛結冰”“攀枝望鄉”等，讀之如在目前，可與岑參、李益的詩作相媲美。又如《朝飲馬送陳子出塞》，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刻畫了邊塞水咸草枯的惡劣生態，以及修筑長城的丁夫死于役所、尸骨堆放城邊的悲慘境況。
寫戰爭之殘酷者，如《從軍·其一》：“壯丁戰盡死，次選中男行。”“交加白骨堆，年年青草生。”《出塞·其二》：“賀蘭山下戰，昨日幾人歸。”《秋懷·其七》：“西國壯丁輸挽盡，近邊煙火至今稀。”描寫了頻繁戰爭致使丁壯凋零、民生凋敝的景狀。
可以說，在戍邊生活的描寫方面，李夢陽的一些詩作不讓盛唐名家。這固然是由于他出眾的詩才，但更重要的是詩筆中所飽含的深情。多年在西北的生活經歷，使李夢陽對邊地人民悲苦的生活狀況非常了解，而他在用詩歌記錄、反映這些生活時，除了真實地描述之外，還在字里行間滲入了深切的同情，從而讓他的邊塞詩具有了動人的力量。這也說明李夢陽的邊塞詩不僅是從詩歌的題材、手法上向杜詩及其他盛唐詩作學習，更是在內蘊上繼承了杜詩悲憫、憂民的精神。
李夢陽的邊塞詩除了上述之外，也有表達豪邁之情的作品，如《經行塞上二首》《出塞曲》《張將軍塞獵歌》《從軍行》等。還有一些反映邊關生活、山川風物的詩作，如《聞笛》《云中曲送人十首·其五》等也寫得饒有韻味。不過，就詩學價值而言，還是以其反映西北邊務與戍邊生活的詩作為上。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9日?13版）
[ 責編：曾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