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海外傳播專題】
編者按
中華傳統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在海外收獲大批擁躉，極大促進了文明交流互鑒。日前辭世的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史景遷就因為對《紅樓夢》的興趣走入漢學研究，以博士畢業論文《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開始了學術生涯。本期專題推出文章回顧百年美國紅學之路。研究之外，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形態遠非一途。《廣東戲在東南亞的“在地化”》聚焦傳統文化海外活態傳播的案例，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域外熱度和獨特價值。
作者：張 惠（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研究員）
海外紅學中，美國紅學的成就獨樹一幟、成果斐然。回顧百年美國紅學發展史，其研究分期、學術范式、所用版本、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不但可與西方文論相結合，亦可開拓出跨學科、跨專業的研究方式。美國紅學的活力和發展，不但與中國紅學密不可分，也對中國紅學頗有啟思。
美國紅學之分期、代表人物與研究范式
美國紅學以20世紀60年代為界，前此屬于草創時期。1848年美國漢學家衛三畏出版《中國總論》，已經注意到《紅樓夢》的存在與影響，“其中最流行的小說是《紅樓夢》，但遭到不少反對”。兩位華裔翻譯家王良志和王際真分別在1927年和1929年著手把《紅樓夢》譯成英文，為美國紅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1938年12月12日，賽珍珠在諾貝爾頒獎禮上所作的《中國小說》的致謝詞中，發表了對《紅樓夢》的看法。
20世紀60年代之后，每隔十年，就約有一兩位領軍人物在《紅樓夢》的研究方面另辟新說。60年代研究代表之一為史景遷的曹寅研究，代表作為《曹寅與康熙：奴才與主子》。史景遷指出是《紅樓夢》把他引向學術研究之路：“1962年左右，我讀了紅樓夢的英譯本，于是開始留意曹雪芹這個人。其后我發現曹的祖父曹寅曾經是康熙的臣子，康熙六次南巡，都寄居于曹寅在南京的家。我因而對曹氏家族大感興趣，并且想找出《紅樓夢》與歷史的聯系。”他認為曹家在南京的豪邸，以及這個家族在雍正朝戲劇性的覆沒，一定深深觸動了曹雪芹，從而構成了《紅樓夢》的關鍵面貌。史景遷的研究方法是“曹賈互證”，而這正是中國國內“曹學”研究的典型方法之一。
60年代研究代表之二是夏志清的《紅樓夢》解讀，代表作為1963年的《紅樓夢里的愛與憐憫》和1968年《中國古典小說》中對《紅樓夢》的相關論述。
夏志清采用心理學來揭示《紅樓夢》的優長之處，借助心理學的顯微鏡探觸到人物的內心，并以此觀照人物本身所負載的崇高與渺小，把人物還原為更自我的個人，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中另辟蹊徑。在心理學視角下，夏志清提出解脫論，評議后四十回的藝術價值和擁釵反黛說。王國維認為寶玉還玉出家，放下了玉（欲望）得到了解脫。但夏志清認為此非解脫的真諦，“但是寶玉決定放棄的，不僅是他的感性自我，也是他積極的同情和憐憫，這樣他才可能從長久以來的困惑和折磨中解脫出來”。自從胡適新紅學指證后四十回為程高作偽，不少學者響應，甚至有把后四十回割下來扔到垃圾堆里的說法。但夏志清卻推崇后四十回的藝術價值，如果只有前八十回，那么寶玉只是在喝酒作詩吃螃蟹，但是他人生的打擊幻滅和醒悟其實密集地體現在后四十回，故認為“但是任何閱讀這部小說時對著作權沒有先入之見的頭腦公正的讀者，將會發覺沒有理由貶損后四十回，因為它們對任何中國其他小說都無法企及的這部作品的悲劇和哲學深度，提供了印象最深刻的證據”。
當時國內的觀點一般多認為黛玉是叛逆的新人，而寶釵是狡猾、虛偽、在封建制度下獲得成功的陰謀者，但夏志清推崇寶釵，“由于她的早熟和家庭的復雜生活，她必須具備圣徒的耐心和謙卑塑造自己成為社會接受的美德的類型”。并且認為黛玉不會為人處世，最終只能怪自己毀壞了自己的健康和疏遠了長輩們最初的愛。黛玉不配得到寶玉的愛情，因為黛玉以自我為中心而且神經質，即使他們結婚也不會幸福，“假如寶玉仍然愛她，那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憐憫——就像《白癡》中的梅思金公爵對娜斯塔霞那樣。”
由于夏志清在西方漢學界的地位以及淹通中西的學識，他對《紅樓夢》的評價對后來學者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70年代研究代表為浦安迪的原型與寓意說。在1976年的《紅樓夢的原型和寓意》中，浦安迪認為“陰陽”“五行”是中國文化中根本的宇宙學說和“原型格式”，并自鑄術語，將“陰陽”命名為“二元補襯”，代表兩個對立因素互相濟補、互相交疊、彼此替代、反復無窮的關系；將“五行”命名為“多項周旋”，代表多種相關因素相生相勝、循環不已的關系，這種“中國邏輯方法”為中國寓言文學提供了一個復雜的、獨特的敘事結構模式。
浦安迪認為大觀園既寓含萬物富足之意，同時也暗示人生的無常。釵黛之間，社會責任和個人修身之間，以及愛情與死亡之間那種幾近辯證對立的東西，宛如兩個互補共濟的投梭，在單一的人生觀基礎上往復不停地擺動，正唯如此，大觀園才有寓意可言。
80年代研究代表人物為周策縱。1980年6月16日，在周策縱的多方努力下，首屆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得以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得以召開，其開創意義和深遠影響值得珍視。首先成為紅學研究正式走向世界的標志，這是《紅樓夢》的首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是首次單獨為一部中國小說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且此次會議以中文作為會議語言，與會學者無論國籍皆要求使用中文，極大拓展了《紅樓夢》的國際影響，促進了中美兩國紅學界的接觸、聯系和交流。其次成為推動中國紅學發展的一股外來動力，由于首屆《紅樓夢》研討會論文的發表以及選輯成書，在異域視角和方法的參照和對比中，加快了我國紅學研究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步伐。再次該研討會試圖打破以前獨自研究的格局，進行超區域、超國別格局整合。從此以后，紅學研究不再局限于國家性而更多是國際性的，而且由于提倡《紅樓夢》稀見版本和資料的影印和整理，以及各國學者資源和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復研究和文獻不足的遺憾。
周策縱不僅考證出兩個極難的答案“一從二令三人木”和“汪恰洋煙”，還對胡適的“新紅學”作了公平分析，并檢討了紅學研究的態度和將來的方向。周策縱的紅學研究走過了一個“敬胡”——“疑胡”——“承越”的發展過程，治學方法中西合璧，將傳統考據學、西方漢學、與中國學冶為一爐。
90年代研究異見之一為“寓意說”的二次闡釋。裔錦聲1993年在《愛的寓言：紅樓夢和一些西方寓言著作》中豐富和發展了浦安迪的“寓意說”，實現用西方文學批評的觀點重新評價研究中國文學的目的。她通過中西文學之比較發現，由于中國文學中不存在“上帝之愛”這一概念，因此《紅樓夢》中的愛相當于西方文學中的色欲。由于中國文學中不存在“原罪說”這一文化元素，這一差異導致夢作為小說框架結構在西方寓言和《紅樓夢》中不同的結構功能和不同的寓言樣式：西方寓言是垂直向上移動的，實質是在宗教或道德觀念上從低級移向高級，從不完美到完美，從墮落到拯救。《紅樓夢》的寓言則要在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水平面上或一個“圓”內（如大觀園）去尋找，它通過其中的夢作為框架體現出一種更具說服力的解釋世界的公式：夢和現實以互相牽連的狀態共存，相互影響，代表人類永恒悲劇。
90年代研究代表之一是余國藩“集大成式”紅學研究。1997年他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中的欲望與虛構》最著力處有二，一是論證《紅樓夢》的虛構性，二是論證《紅樓夢》的“欲望敘事”；同時，對林黛玉的形象和后四十回的評價，也都提出了別具只眼的見解。余國藩肯定后四十回的價值，認為“后四十回縱使不是字字為曹雪芹所寫，精神庶幾近之，已經深得原著的三昧”。王國維認為《紅樓夢》悲劇精神的體現者為寶玉，余國藩卻認為是黛玉，黛玉深愛寶玉，肯定他個人的價值，而且是不帶任何條件的肯定。她贏得了寶玉的心，卻輸掉了家長的歡愛，最終伶仃孤苦，獨赴北邙。黛玉的悲劇，在于不斷抗爭卻“在劫難逃”。余國藩通過三個層面來凸顯林黛玉風刀霜劍的凄涼處境和重重重擊下造成的崩潰與死亡，引領讀者全面和“重新”認識這個形象。余國藩紅學特點是多邊對話，內容上以虛構說抗衡胡適的自傳說；把重點放在對《紅樓夢》文學性的深入探討上；借鑒浦安迪對結構的精心經營；認同王國維“悲劇說”的同時又標舉新的悲劇形象——林黛玉；反駁女性主義觀的論點而提高《紅樓夢》中女性的地位和價值；同時“擁黛觀”也微妙地與夏志清的“擁釵觀”形成了制衡與對話。形式上以縝密的“體大思精”式結構出現。
90年代研究代表之二為黃衛總的成長與欲望研究，代表作為1995年《自我置換：紅樓夢中的女性與成長》和2001年《紅樓夢中的情和抗拒成長》。
黃衛總揭示出《紅樓夢》中的成長和抗拒成長命題，指出《紅樓夢》用了35回篇幅（第18～52回）描寫寶玉13歲這一年發生的事，這是因為依照曹雪芹生于1715年推算，抄家時他正是13歲。描寫寶玉13歲所占篇幅這么多，和寶玉在《紅樓夢》中年齡忽大忽小，實際上是因為寶玉試圖通過拒絕長大承擔一個成年文人應該為自己和家人承擔的責任來避免改變；而小說家曹雪芹似乎不愿走出他珍藏的少年記憶，因此試圖通過寫小說重現過去，盡可能推遲災難的發生。黃衛總發掘的另一主題是《紅樓夢》中的欲望。詩行“金簪雪里埋”和畫面“雪下一股金簪”，都暗示了“薛寶釵”讀解為“雪包釵”。“雪包釵”不僅是寶釵的住所“雪洞一般”以及她最終“成為棄婦”的微妙象征，而且也寓意了寶釵的性格，她以冷香丸來壓制“熱毒”，其內心可能非常溫熱甚至熾熱（某些被壓制的欲望甚至她自己可能都意識不到），就如她名字的諧音“雪包釵”暗示的那樣。
因此，黃衛總是從舊材料中“推陳出新”，發現并揭示了《紅樓夢》的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比花團錦簇、盛極而衰的現實更深層；比鉤心斗角、情怨相生的世事更糾結；甚至比一般所謂“內心世界”（意識和情感）更隱秘的世界——深藏在大觀園人物潛意識里的性心理世界。他提煉出兩個源生于少男少女性心理活動的獨特概念——“拒絕成長”與“壓抑欲望”，不但串聯起《紅樓夢》中的許多情節，并將很多看似“矛盾”“錯亂”的情節合理化，而且貫穿起了人物與作者，版本與價值。
美國紅學之研究特點、專長與不足
縱觀百年美國紅學發展，曹學比較冷落，專門針對版本的研究也比較少見，其研究之專長在于理論闡釋和比較文學。美國紅學有自身的發展、傳承脈絡，美國紅學最初服膺胡適“自傳說”，賽珍珠、史景遷、布蘭道爾、帕蘭得里都相信這部小說包含了許多自傳性材料，史景遷甚至“以紅證曹”。夏志清也認為《紅樓夢》的獨特性和價值之一在其“自傳性”。周策縱則試圖接續并超越胡適，最終發展到余國藩從方法、基礎以及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出發，對胡適的自傳說形成包抄。
“釵黛之爭”在美國紅學界不僅具有鮮明的接續性和對話性，且無人贊和“釵黛合一”的調和論。美國紅學界的“擁釵”“擁黛”都是隱然與中國主流思潮形成抗衡和論辯，而且“擁西”與“擁釵”、“擁中”與“擁黛”是一種正比例關系，也就是權重西方文論、文本與文化者“擁釵”，基于民族心理、審美與文化者“擁黛”。
對于中國紅學界頗有爭議的“后四十回”的歸屬和價值問題，美國紅學學者相對來說更傾向于肯定，以多種方法和多種角度來審視和肯定后四十回中的合理之處。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紅樓夢》將作者定為“曹雪芹著，無名氏續”，正說明了中美雙方對作者問題的基本判斷上逐漸趨同。
美國紅學與中國紅學一大不同，就是美國學者所依據的文本除了抄本、刻本、影印本、中文排印本外，還有英譯本。以70年代為限，王際真節譯本和霍克思全譯本分別對美國紅學產生了巨大影響。
70年代問世的霍克思全譯本與美國紅學研究形成了互動關系。前期霍克思在版本選擇、文字校勘、名物考訂方面參考吸收了美國多位紅學家的研究成果。霍譯本問世之后，又潤物無聲地影響了美國紅學研究的面貌；一是霍譯本的某些譯文更突出了或加強了某種印象，從而開啟了新解讀的契機；二是霍譯本的某些譯文和價值評價影響了美國紅學學者對《紅樓夢》的評價。
霍克思在序言中認同史景遷的研究，曹雪芹生于1715年，抄家時13歲。故而譯文中他把“怡紅院”譯為The?Green?Delight，“怡紅公子”譯為Green?Boy。英文中的“綠”含有“青春”“繁榮”之意，在內在意義上和小說中“紅”的象征意義“有時代表春天，有時代表青春，有時代表好運或繁榮”一致，而英文中的“紅”反而倒沒有這些意義。霍克思之所以“化紅為綠”，除了用“歸化”的翻譯方法追求“等效”的翻譯效果外，更因為英語的“怡綠院”“怡綠公子”更符合正處在青春期（“十三歲”）的寶玉，更貼近曹雪芹的寓意。而霍克思的序言和譯文，有助于美國漢學家黃衛總發現“十三歲”這個年齡的特殊意義，進而捕捉到《紅樓夢》中的“成長”意識。
余國藩通過文本與修辭分析，認為寶玉既是那塊無才補天的頑石，又是下凡為人的賈寶玉，又是鐫刻有“石頭記”的“文本”，他們是三位一體的關系。最后的“文妙真人”是對賈寶玉、也是對《紅樓夢》謚圣，以此肯定后四十回的價值。這個妙論的得出也部分借助霍譯本的啟思，因為在霍譯本中，石頭變成了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又下凡成了賈寶玉。
美國紅學研究者的身份構成可粗略分為兩種——華裔和歐美裔。美國紅學研究有兩個不同的贊助時期。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為多元贊助時期，其贊助人主要由出版商、大眾媒體及教育研究機構組成。最初為英文評介期。20世紀60年代以后，教育研究機構逐漸成為單一贊助人，從英文評介期轉向專業研究期。美國紅學研究特點在于：一、追隨學科發展與理論更新，不斷將新的觀念、方法引入《紅樓夢》研究。二、以學刊為陣地進行互評交流，不定期召開主題明確的紅學國際學術會議。三、體現了與西方學術一致的學術規范。四、美國紅學從事研究者不乏翻譯和創作經驗。
綜合來說，美國紅學也存在以下不足之處。一、紅學研究不夠全面和豐富。具體而論，除了“比較文學派”做出相當成績外，其他考證、索隱等都較為薄弱。美國紅學以方法為引導、以問題為中心，自有其長處，但由于不夠全面與豐富，缺乏學科內的相互照應。二、和流行思潮、批評互動過密過遽導致理論先行。理論對應于歷史和社會語境，是一種動態的生產過程，即以知識介入的方式在特定時期的文化與社會中形成的由歷時性經驗到共時性話語的過程。是在相應的地域，伴隨相應的思潮，針對相應的文本而發展出來，有類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理論從發源地被挪用，實質上是被“某種學術權威吸收、規化、非歷史化到新的地域”。在挪用中，西方理論將失去原初語境中的過程意義，而只能以靜態的知識文本形式介入《紅樓夢》經驗的闡發研究，不免有削足適履之處。三、部分研究過于求新而失去延續性。美國紅學有些研究雖然不無新意，但有顛覆傳統，刻意“翻新”的傾向，忽視《紅樓夢》文本中的情感、想象、審美個性等問題。在某些論作那里，文學性被放逐，文本分析只是作為理論的例證，《紅樓夢》變成可以用西方理論拆解的對象，變成支持問題闡釋的材料，把這些“材料”整合鑲嵌到說明“寓意”“反諷”或者“女性主義”等理論框架中去。這樣事實上也是背離文學研究的本意，是貌似新鮮的理論僵化，和“階級分析法”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要警惕某些西方理論的基本概念在不斷重復的論述中成為新的簡單化的模式之傾向，這同樣可能簡化了紅學，束縛了未來紅學的發展。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3日?07版）
[ 責編：袁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