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加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應勢而變?農業農村現代化如何界定?金融科技在中國將有何巨大應用?12月4日，首屆中國經濟學人經濟學國際前沿論壇舉辦，各路學者大咖對綠色發展、創新管理、國際貿易、金融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等話題進行了探討。
農業壓艙石：
“我國可能在2040年前后跨入農業強國門檻”
當前，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到2025年，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任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介紹，近期研究從鄉村振興的角度，根據實際情況對2035年可能達到的目標值進行了測算，測算的結果表明，到2035年中國可以基本實現以“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為特征的農業農村現代化。
以“農民富”為例，預計到2035年第一產業的農業就業比重將下降10%以內，農業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4萬元，農村的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20%以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1：1.8，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縮小到1.5左右。
但目前，尚存在一些關鍵指標可能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突出的短板，主要包括農民收入較低、農業勞動生產率跟世界農業強國差距過大、農村公共服務水平較低等。
“根據我們初步測算，按照現有的發展能力和條件，中國應該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跨入農業強國的門檻;在2045年左右，只要我們加大自己的力度，不斷努力，應該能夠建成農業強國。”魏后凱表示。
對于農業強國的建設，魏后凱認為，應該分類來推進。要發揮典型區域的示范引領作用，以農業強省、農業強市、農業強縣;要以現代種業、農機裝備制造業、智慧農業為重點來突破重點產業的發展瓶頸;同時，要培育一批高素質的農民，促進經營主體的分工和專業化。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推進農業耕地側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糧食安全對中國來說始終是底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應該說我們的糧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是中國糧食安全的一個戰略底線。從長遠看，我覺得中國的糧食安全還是存在一些潛在的風險因素。”魏后凱認為。
從供給來看，由于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耕地的非糧化比較嚴重，2015年以來連續四年種糧的凈利潤是負的。耕地非農化屢禁不止，也影響了農民種糧、地方抓糧的積極性。同時，糧食的生產在向少數主產區集中，這也會對未來糧食的供應、糧食的安全產生潛在的風險;從需求來看，糧食需求總量還會進一步增加。隨著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不斷升級，這樣的話就容易產生結構性矛盾。
金融加速器：
“金融科技發展助力機構服務中小企業”
農村金融創新也是助力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大途徑，尤其是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有觀點認為，未來全球金融增長點在于金融科技，國際金融中心競爭的焦點也在金融科技。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金融科技的發展。
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前沿技術驅動，對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服務業務產生重大影響的新型的業務模式、新的技術應用、新產品服務。在金融科技發展的背景之下，金融領域在近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從金融創新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科技在中國的巨大應用，同時從金融業的現實變革入手提出了金融科技對金融學理論的創新，闡述了中國金融科技在行業、企業的發展情況，并對金融科技的規劃、政策框架和監管措施進行了深入分析。
對于金融科技帶來的變革，何德旭認為，首先體現在市場約束方面。由于移動互聯或者金融科技的發展，時間和空間的約束極大緩釋。相比于傳統金融，金融科技在信息處理、風險評估、資金供求、支付、供求方、產品、運行成本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改變，銀行業的演化路徑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此外，在金融科技的支撐之下，介入高度個性化、專業化但空間巨大的市場變為可能。
“單個市場利潤空間很小，但是整體的市場很大，金融機構以往一般是不太介入的。在金融科技發展的背景之下，可以通過降低單體的成本，增加整體的收益。比如金融機構服務于中小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就是這方面典型的體現。現在有條件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這就是因為在成本和收益方面跟過去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變化。”何德旭談到，金融科技的發展使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更高，其中包括邊際成本的遞減、技術的外溢、金融運行模式流程重置、金融要素配置革新、金融市場的拓展和跨界。
不過，在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背景之下，也需要利用新的技術來豐富金融監管手段，有效防范新背景下的新金融風險，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科技創新管理機制，處理好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的關系，引導新的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正確和有效的使用。
同時，何德旭也認為，“在金融科技發展的背景之下，金融風險的表現形式、傳染路徑、市場主體的金融行為、金融業務特征、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刻改變，傳統的金融監管理論、監管思維、監管政策、監管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所以我們亟須探索在新的形勢之下新的金融監管理論”。(記者 陶鳳 王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