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的創作生涯已逾四十載，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發展幾乎同步，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幾乎每一波文學潮流在她的筆下都留下了或濃或淡的印記，這使得她的作品既豐贍翔實，又博雜多彩。今年她又連續推出三部中篇小說《鄉關處處》《紅豆生南國》和《向西，向西，向南》，并以《紅豆生南國》為標題結集出版。這是她在完成富有爭議的長篇小說《匿名》后的一次休整，或許也是為下一輪長途而熱身。
初讀這幾部新作，書頁里凸現的依舊是人們熟悉的王安憶綿密從容的風格，其文筆精致老到，幾入化境。她拋棄了冗長、重床疊架的歐式語句，多用平易樸實的短句，圓熟中透出樸拙，使全篇增添了幾分古典白話小說的神韻氣象。昔日杜甫評價庾信的詩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用在她身上也是合適的。
王安憶這三部中篇新作將背景分別安置在上海、香港與紐約。有趣的是，寫上海和香港的兩篇是她去年客居紐約時完成的，而以紐約為背景的那篇則是回到上海后寫就的——在此，寫作的地點與故事中的諸多空間場域構成了奇特的交錯與呼應。字里行間雖然不乏異國情調，但不難發現，它們聚焦的對象始終是俗世里平常人的命運，無論是《鄉關處處》中到上海幫傭的月娥，《紅豆生南國》里自幼為人領養、性情懦弱、長久被女性操控的男主人公“他”，還是《向西，向西，向南》中漂洋過海、輾轉歐美各地的女商人陳玉潔和徐美棠，盡管各自成長的環境迥然有異，但他們并不是呼風喚雨、特立獨行的英雄，也沒有復雜突兀的內心生活，他們遵循著世俗生活的法則，演繹著各自不同的人生戲劇。當虛構的帷幕落下之際，他們的悲歡離合，順遂與受挫，讓人感喟唏噓，浮想聯翩。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安憶的上述新作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催生出熟悉的親切感。自創作伊始，對世俗生活的悉心描摹便構成了王安憶作品的重要一翼。她寫于80年代的《流逝》《逐鹿中街》等作品，對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了精細的展示，家人、鄰里間復雜微妙的關系刻畫得極具浮雕感，而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長恨歌》里，昔日上海小姐王琦瑤數十年的命運沉浮奏出了20世紀舊上海的一曲挽歌。雖然《長恨歌》的時間跨度有數十年，但歷史背景大多以虛化泛寫的方式加以處理，牢牢吸引王安憶目光的是色彩斑斕、充滿煙火氣息的世態人情，以及在動蕩歲月中潛伏在人性深處不變的恒常性。
而在這三部中篇新作中，王安憶延續了她熟稔的日常生活題材，并在新的時空背景中予以延展、深化，衍生出多彩多姿的變奏。《鄉關處處》的上海已不復是80年代殘破、老舊、步履蹣跚的泥足巨人，而是經歷了一番華麗轉身，脫胎換骨，重新成為亮麗耀眼的大都市。但王安憶并沒有對繁華的景象多費筆墨，她敘述的重心依舊落到普通人波瀾不驚的生活上。月娥常年照顧獨居老人“爺爺”，兩人間滋生出一種難得的默契，但它絲毫不帶任何曖昧氣息，而是正氣十足，和善親切：這在日益喧嘩、物質主義至上的都市空間成為難得的佳話。《向西，向西，向南》中的兩個女人，雖然生平遭遇不同，但在情感世界都是受挫者。她們往來于各大洲之間，但內心始終向往一個和暖溫馨的家，一個休戚與共的伴侶。雖然她們衣食無憂，但命運讓她們各自淌出了傷心的淚水，她們倆相濡以沫，共同經營餐館，暫時找到了人生的寄托。
有人或許會覺得王安憶筆下的這些人物有些扁平化，內心世界不夠豐富，好似牽線木偶。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王安憶要創造的正是這樣一種田園詩，它摒棄了人物內心的深度開掘，致力于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美感與溫情。的確，在時代的驟變中，命運一次次以猝不及防之力敲打著無辜的人們，將他們拋至各類困境乃至難以解脫的泥沼中。王安憶沒有濃墨重彩地渲染他們的痛苦，而是在作品中壘起了一座陽光和煦的避難所，讓他們困頓疲憊的心靈得以棲息，得以遠離恐懼與不幸，尋回不可或缺的尊嚴，重新喚起生命的熱情。正是在這兒，日常生活中恒常的人性再一次顯露，它們支撐著人們度過一個個困厄的時刻，頑強地生存下去，坦然地品嘗著諸多喜樂與悲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