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日記研究的拓展、反思與未來

——從“日記研究叢書”說起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作者：唐娒嘉（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文化教育中心講師）

日記這種文獻類型和書寫方式，在中國具有悠久的傳統。作為一種微觀史料，日記具有一種反映整體歷史的能力，尤其是那些長時段記錄或身份特殊人物的日記，其意義絕非僅僅止于個人生命史，更兼具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諸多價值與內涵，某種程度上可看作時代的縮影，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這對于管窺時代風貌，揭示人物所置身的社會歷史情境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現存的大量日記主要產生于近代。這一時期中華文明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不僅見諸皇皇正史，在諸多私人文獻里更是得到了真切而具體的表達。早從2014年起，張劍、徐雁平、彭國忠等人主編的以日記為主要內容的“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即以每年一輯的形式陸續推出，目前已出版九輯，整理日記超百種。近期，又有“日記研究叢書”問世，雖然只有《譚獻稿本日記研究》《過渡之舟：〈胡適留學日記〉研究》《晚清日記中的世情、人物與文學》《私史微觀：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的多元透視》《常熟翁氏日記研究》五種，亦可視作由近代日記整理邁向近代日記研究的一大步推進。

日記作為一種既建構自我，又承載集體記憶的重要書寫方式，對于理解中國歷史變遷與國人“心史”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價值。在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發掘近代日記史料文獻，從日常生活史研究入手對中國文人士大夫與現代作家的閱讀史、情感史、心態史進行深描，對日記的本質屬性、日記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局限加以反思，都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日記的私密性與真實性

日記最顯著的特征是“排日記事”，絕大多數人在閱讀日記的過程中常懷揣著日記是一種“私密性文本”的概念預設。然而，日記真的屬于一種私密性極強的文本嗎？這可以通過考察日記文本的生成過程進行檢驗。

在《常熟翁氏日記研究》中，通過對讀翁心存與翁同龢日記，賈宏濤發現翁氏父子在日記中除對共同事件敘說相近以外，于書寫順序、語氣措辭、情感表達甚至位置編排上都高度一致，據此推測翁氏父子二人由于當時同居于京城，在記錄日記的過程中很可能存在著借讀對方日記或相互交流日記撰寫方式的可能。同樣的研究模式也出現在唐娒嘉關于《胡適留學日記》的研究中，唐娒嘉認為《胡適留學日記》前后期的記述中存在“日記”與“札記”兩副不同筆墨并各自承擔著不同的文體功能，胡適啟用“札記”寫作日記帶有明確的發表欲望與訴求，與最初的止于自我記憶的初衷不同。這從胡適樂于將自己札記性質的日記郵寄給許怡蓀等國內朋友請友朋傳觀，并促使其在《新青年》上發表即可看出。

因此，從日記文本的生產過程來看，近代日記并不是孤立發展而來的私密性文體，在出版流通之前，很可能就已經置于一張內部溝通網絡中被不斷傳播與接受了。而面向公眾寫作的意識更是促成了日記“私密性”屬性的淡化與退場。

除了“私密性”，“真實性”也是日記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

張燕嬰在《淺談日記資料的有效性問題》一文中曾指出：“日記這類文獻雖然在史實復原的精細化方向上具有獨特的價值……但是日記是經過作者的主觀選擇與過濾，因此會有遺漏甚至刻意的屏蔽；而且由于作者聞見所限，也可能導致所記信息不夠準確。”（《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此說揭示了日記主觀性、碎片化的文獻特征，也提示我們如果只單純依靠日記文獻進行研究，很容易造成對相關史實的認識不清甚至誤讀。

吳欽根將譚獻的《復堂日記》置于現存書信、別集等其他相關文獻的相互交織與映照中，對譚獻的日常交游與文章著述展開考索，即為我們如何規避日記文獻的局限性，如何通過互相補充、相互拼合的方式展開日記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示范。通過對胡適與留美諸君的日常書信往來、胡適的演講提綱等與日記的綜合對讀，唐娒嘉考察個人生命史視角下的文學革命動態發生過程，也是基于此一思路展開的研究實踐。因此可以說，日記研究必須結合書信、圖像等更多的史料，通過對多重史料多向度的綜合比較與對照，在多重文獻互證的方式下展開才有可能更為全面、立體、客觀、生動地對研究對象加以把握。

呼喚“中國日記學”

現在，學者對日記研究的重心漸漸從挖掘日記的“歷史文獻”價值轉移到闡釋日記的“文化文獻”價值上來，表現出一種極具微觀史視野與深受新文化史影響的研究方法與格局。

在《晚清日記中的世情、人物與文學》中，張劍通過對《翁心存日記》《佩韋室日記》《日損齋日記》《紹英日記》等的研究，既關注日記與政治時局的關系，又深耕于人物史研究，挖掘了大量與日常生活史、醫療史與心態史有關的內容。《譚獻稿本日記研究》《常熟翁氏日記研究》頗為注重對日記中人物書籍世界、文學交往活動等家族史、閱讀史、書籍史的考察；《過渡之舟：〈胡適留學日記〉》則開掘出了有關人物演講活動、日記中的“剪貼報”等聲音與圖像史的研究維度；《私史微觀：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的多元透視》也貢獻出了“旅行與日記”“作家心史”等多重視域。這種兼具多重視野、重視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對于日記文獻如何擺脫“補正史之闕”作為補充或考證性質的“歷史文獻”的研究范式，轉換和建立起多向度開掘的作為“文化文獻”的日記研究模式，無疑是極具啟發性與方向性的。

在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中國日記學”也應進入學術規劃之中。在《晚清日記中的世情、人物與文學》的前言中，張劍指出，既有的中國近代日記研究存在缺乏總體性研究、日記文獻整理不足、日記文獻整理品質不高、缺乏新鮮視角與深入挖掘等問題，希望通過全面清理中國近代日記文獻遺產，寫出一部具有學術導航和學術深度的“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精心選擇一批學術價值高、流傳稀少以及數據庫難于辨識的稿鈔本日記做有難度和深度的整理，并在整理的基礎上加強對日記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構、日記的產生與流轉過程、日記與科舉、日記與民俗、日記與身體、情感、心態等諸多關系的研究，尤其強調要加強對近代日記理論研究的重視，在現有數據庫基礎上，進一步開發具有高級分析功能的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數據庫。他呼吁以中國近代日記文獻為核心，以“敘錄”描繪其形貌，以“整理”鍛造其骨肉，以“研究”凝聚其神魂，以“數據庫”開發其潛能，注重文獻整理與理論闡釋相結合，以期多角度、多方位地建立起有血有肉、多元共生的“中國日記學”。在《私史微觀：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的多元透視》中，廖太燕也提出，“中國日記學”的構建已經具備了相當成熟的條件。

日記文獻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學術價值、應用價值、社會價值，積極推進日記研究有利于更為有效地服務當下的學術發展與文化建設，對于我們真實全面地理解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進程至關重要，建立“中國日記學”正當其時。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1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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