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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節氣在上下層之間建立了一種緊密的文化認同和依存關系
2016年11月，我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項目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曾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激發了一波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熱潮。對于節氣文化的認識，我覺得應該關注國家傳統和民俗生活兩個層面，才有可能得到較為完整的理解。進一步說，在鐘敬文先生傳統文化三層次說中，上層和下層社會中節氣的意義和功能完全不同，在上層社會，節氣周期性地檢驗著禮樂文化傳統，昭示著統治的合法性；在下層民俗生活中，節氣建構著地方文化小傳統，表達著“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民俗文化特點。又因為禮樂文化具有“以上率下”的特點，不少國家禮儀久后都變成了地方性民俗文化事象。特別重要的是，二十四節氣還具有很強的紐帶性，它在上下層之間建立了一種緊密的文化認同和依存關系。
禮和樂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兩大基石，節氣指證著禮樂文化傳統
關于節氣的起源，學者們討論頗多。其中《尚書·舜典》中“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記載，可能是涉及節氣產生的最早文獻依據，這也是禮樂文化的總綱，這個總綱形成了一條“禮—節氣—樂”文化流，整個文化鏈條內部存在著嚴密的邏輯關系。自周代以降，“禮樂治國”模式成為歷朝歷代的根本遵循，由此，禮和樂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兩大基石。節氣指證著禮樂文化傳統。禮文化博大精深。歷史上，禮通過“損益之法”不斷重構變遷，從司馬遷的“禮三本”，到《漢書》的“四禮”，再到《晉書》以降的“五禮”，其基本依據都為周禮文獻。沒有文獻，禮便無法建構，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丟了禮的文獻，連夏商的后人們都無法遵從他們祖先的禮文化。孔子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因而我們的禮樂文化原點在周代，禮和樂是兩條文脈，那些遵循著禮樂傳統的政權都被視為正統，納入正史之中。
樂文化精微深妙。《史記·律書》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可見樂律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發揮著根本性的建構作用。古人以黍造律，并將度量衡與黃鐘律管相關聯，創造出“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的“多為之法”，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的“四足定律”。樂律內含著國家治理的“密鑰”，傳統社會均以度量衡為公平三要素，并依據“多為之法”建立社會公平機制，從而達到了“無為而治”的最高國家治理境界。與此同時，“多為之法”還建立了一套樂文化的自我修復機制，“損益之法”和“多為之法”保證了中國傳統文化綿延不絕。
然而，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意大利人德里格合編《協均度曲》，以其“所講聲律節度，證以經史所載律呂宮調諸法，分配陰陽二均字譜，賜名曰‘律呂正義’。”至此，西洋樂律替換傳統，對正統樂律造成了根本性破壞。筆者認為，改造文化根基將導致嚴重的社會惡果，抽換文化基因，破壞禮樂傳統，撕裂上下層文化的依存關系，即使社會平穩也會造成“四萬萬同胞一盤散沙”的局面，為外敵入侵創造條件，甚至險些造成亡國滅種，這一頁血淚斑斑的中國近代史為“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的歷史論斷做了一個沉痛的注腳。
《二十四節氣與禮樂文化》內容分為八章，從節氣的源起與傳播、節氣的基本內涵、節氣與傳統秩序、節氣與日常生活、節氣與人生禮俗、節氣與農耕生產、節氣指證及啟示等方面探討了二十四節氣文化，每章的結構根據內容設置，內容又取決于材料，由于節氣資料較為分散，故而各章結構不完全統一。書中觀點，僅為筆者一家之言。
(作者為青海省圖書館研究館員、青海省民俗學會副會長)
(《北京日報》 2023年01月20日 第14版)
[ 責編：李方舟]
